中美平行交叉关系渐趋成形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访华,与习近平主席进行沟通与磋商。两国领导人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种种迹象表明,一种新型的“平行交叉”关系正在中美之间逐步成形。
所谓“平行交叉”,核心在于“平行”与“交叉”两个维度。所谓“平行”,是指中美两个具有不同历史跨度、社会制度、文化价值观与发展模式的大国,各自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而它们在本国国情下都具有相当的合理性。正如黑格尔所言,存在即合理。美国是老牌超级大国,长期扮演着霸权国家的角色,拥有全球最大的经济体量和最强大的军事机器。中国则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正稳步走向民族复兴。两国可以相互学习对方的优点,但都不可能、也不应该试图复制对方的发展路径。两国注定要在相当长时期内平行竞争,各自依托自身优势,在全球发挥影响力。
然而,平行并不等于隔绝。在全球化深度编织了半个多世纪之后,中美之间的经济联系、社会往来和全球治理需求,使得两国不可能彻底分道扬镳。这就产生了“交叉”的一面。就像两家超级跨国公司,它们在部分领域基于国家安全与核心竞争力实施必要的“脱钩”,保护自身核心技术,严守商业秘密。同时,为了各自经济的持续增长与民众福祉,中美双方又需要向对方开放市场,在贸易、投资、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领域形成广泛而深入的交叉依存。这是一种新型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它不同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全面隔绝与遏制,也不同于过去四十年间中美之间那种非常紧密的依赖关系。未来的交叉,将造就高水平、对等而且有选择的,同时也是充满博弈与规则重构的伙伴关系。
中国拥有万年文化、五千年文明,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始终扮演着决定性角色。过去的百年屈辱,不过是世界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中华文明的复兴,不是偶然的崛起,而是历史逻辑的必然回归。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则在工业革命、科学研究、技术发展等领域曾长期领先于中国,为人类进步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如今,崛起的中国在诸多领域已从跟跑进入并跑甚至领跑阶段。两大文明各有长处,唯有摒弃零和思维,紧密合作,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为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中美关系的本质,不是所谓“文明冲突”的战场,而应是两大文明相互借鉴、彼此赋能、携手前行的平台。
从国际格局的底层逻辑来看,当今世界本质上是由中美两个超级大国主导和驱动的。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两超多强”模式。欧洲、日本、俄罗斯等传统力量中心,还有成长中的印度,固然各有其重要地位和独特作用,但它们无论是在经济体量、军事实力还是潜在文化影响力方面,都难以与中美两国等量齐观。这是客观现实,而非价值判断。当然,外交上的场面话仍然可以继续讲,世界多极化的概念也可以继续宣传——这本身就是认知战和中美博弈的一部分,但如果决策者将宣传话语当作国际政治的现实,错误地认为世界已经或即将真正进入多极格局,那么我们的外交活动就会失去许多宝贵机会,甚至犯下战略性错误。认清“两超多强”的本质,不是为了张扬霸权,而是为了清醒地定位自身、准确地理解对手、务实地制定策略。
由此出发,中美“平行交叉关系”的确立,具有一个根本性的定义作用:它表明中美两国不是敌人。真正的敌对关系是指双方在利益、立场或情感上相互对立、冲突或怀有敌意的状态,其终极目标是改变对方的生存状态甚至消灭对方的存在。然而,当前中美两国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本质上是两个为了各自发展而进行激烈角逐的运动选手。竞争是激烈的,甚至是全方位的,但它有底线、有规则、有共存的空间。两国都承担着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重要责任,首当其冲的就是避免爆发大规模战争——既包括直接的军事冲突,也包括危险的代理人战争。与此同时,两国将形成一种“有所争,有所不争”的常态:在该竞争的领域寸步不让,在必须合作的领域共担责任,在不涉及核心利益的领域保持克制与弹性。
特朗普此次访华,正是这种平行交叉关系在现实政治中的一次重要试水与推进。中美关系的未来,不会是一幅风和日丽的田园画卷,但也绝不会是一场地动山摇的末日对决。它更像两条时而平行、时而交叉的漫长轨迹,在动态的张力中寻求一种脆弱而坚韧的平衡。对于中国而言,基于生产性大国的定位,保持战略定力,认清时代潮流,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以清醒的头脑和稳健的步伐持续增强综合国力,就是应对一切外部变数的最大底气。
(作者伍俊飞博士,现为香港紫荆政策研究院名誉院长)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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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俊飞(Dr. Wu Junfei)在伦敦政经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曾任香港智库天大研究院副院长,现为香港建制派政党“紫荆党”总裁,并兼任紫荆政策研究院名誉院长及《紫荆周报》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