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鹰派为何“强拉”中国入伊朗危机？

【位于华盛顿的智库昆西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旗下的网站“负责任的国家政策研究”（Responsible Statecraft）近日发表了该所研究员Jake Werner的文章，题为《“应对之轴”Axis of Cope：当他们得出完全错误的教训时会发生什么？》。针对当前美国政策圈中日益流行的“应对之轴”（Axis of Cope）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度评析与反思。

文章指出，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们正陷入一种危险的认知偏误。所谓的“应对之轴”，是指美国官方试图将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等国打造成一个类似二战时期“轴心国”的统一邪恶同盟，以此来简化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Werner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历史类比，不仅过度简化了这些国家之间错综复杂、有时甚至是充满矛盾的关系，更是在用过时的冷战思维应对21世纪的多极挑战。作者认为，这种贴标签的行为本质上是美国在面对全球影响力相对下降时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Cope）。通过将所有对手归为一类，美国可以继续推行昂贵的军事对抗政策，而非进行痛苦但必要的战略收缩或外交创新。点击阅读本文的英文原文。】

“美国内部人士认为伊朗战争正在削弱由中国支持的‘混乱轴心’”，这是彭博社的标题。《纽约时报》则写道：“伊朗的朋友包括中国和俄罗斯。但他们现在在哪里？”曾任Mike Pompeo中国事务顾问的Miles Yu表示：“北京一直在悄然、有步骤地将伊朗打造为其在中东战略的基石。而这一战略如今已经崩溃。”

与此同时，美国驻华大使Nicholas Burns称：“中国以及俄罗斯，正在证明自己是对其威权盟友无能为力的朋友。”

在美国与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斩首”其高层领导之际，美国评论人士和两党前外交政策官员纷纷庆祝中国的“软弱无力”。所谓强大的“动荡轴心”（或称“威权轴心”“侵略轴心”，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叫“混乱轴心”，甚至是“威权国家轴心”，或者拗口一点的“CRINK轴心”）——据说由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朗以及（在某些说法中）委内瑞拉、叙利亚或白俄罗斯组成——原本有宏大的计划，要推翻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但随着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被绑架、该国转变为美国的附庸国家，以及如今伊朗遭到重创，美国轻而易举地“清除了”这一俱乐部中的两个成员。中国不敢为其“伙伴”出头，其所谓阴险计划如今也已化为乌有。这种叙事完全是幻想。中国曾在委内瑞拉投入大量资金，但早在十多年前就因该国政府的管理不善和腐败问题而失去耐心，逐渐淡出这一关系——甚至早于特朗普第一任期对委内瑞拉经济施加致命打击之前。中伊关系确实更为重要，但与中国在沙特或阿联酋的贸易与投资相比，其重要性要小得多。过去几年中，中国对伊朗的态度日益冷淡，甚至可能欢迎一个能够稳定地区局势的新政权。

“威权轴心”（或其他各种名称）能够在美国政策圈广泛传播，不仅反映出人们对中国外交政策本质及其力量来源的严重误解，也揭示出正在塑造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些危险新趋势。随着特朗普展现出一种更为大胆直接的对外政策手法，外交政策建制派中远不止“MAGA”阵营的一些人，也在抛弃过去对使用强制手段的顾虑。他们或许反对特朗普那种反复无常、缺乏战略性的暴力使用方式，但却在关注他所开启的可能性，因为这些手段似乎能够打破过去十年积累的种种挫败感。

特朗普本人并不认同建制派那种系统性遏制和排除中国的目标。但在一种令人满足却危险的幻觉支撑下——即中国不会反击——他可能正在向未来的美国高层官员展示一条全新且极其危险的道路，以实现这些目标。

近年来，一个强大的反美联盟的概念逐渐获得某种表面上的可信度。在2010年代之前，由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秩序，大体上使世界各国统治精英的利益保持一致。只有少数“流氓国家”（如朝鲜、2003年前的伊拉克、伊朗、古巴、委内瑞拉）以及恐怖组织在挑战美国主导地位。美国的外交政策主要集中在规范和完善这一体系，同时孤立并打击那些为数不多且相对弱小的“局外者”。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复杂后果打破了这一安排。尽管主要大国的领导人都试图维持体系运转，但曾经支撑精英利益与公众认同的“正和增长机制”不再有效。曾经支撑社会生活的世界主义与碎片化个人主义逐渐失去吸引力，左右翼民粹主义则获得破坏性的动员能力。在合法性危机和全球格局转向“零和博弈”的背景下，各大国精英纷纷转向民族主义、政治集中化以及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其结果包括：俄罗斯自2014年起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中国2015年提出的“制造2025”计划、以及特朗普自2018年启动的贸易战——这些都标志着大国协调时代的终结。

此前一直沉浸于“历史终结论”的华盛顿外交政策建制派，对这一切感到迷惑不解。他们认为这些变化是无法解释的历史倒退——那些原本被认为已经被遏制的“野蛮力量”，如今却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出现，甚至出现在美国国内。大国竞争对手突然回归，而对一切“真正美国价值”的仇恨似乎成为其驱动力。“侵略轴心”（或其他名称）由此诞生。

那么，这个“轴心”究竟是什么？

它被描述为一个致力于“推翻现行国际体系所依赖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国家联盟。特朗普第一任政府将其定义为“支持压制性制度的国家”与“支持自由社会的国家”之间的对抗。拜登政府基本认同这一判断，并进一步指出，美国的对手正在“发动或准备发动侵略战争，积极破坏他国民主政治进程，利用技术和供应链实施胁迫与压制，并输出一种非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模式”。

中国在导致华盛顿官方圈子产生“信心危机”的诸多失败中参与甚少，但华盛顿对中国的“象征性塑造”却在重塑美国外交政策方向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尽管中国与美国一样，都是全球化体系的产物，美国领导人却将其视为美国价值的对立面：威权而非民主、国家干预而非自由市场、战略自主而非服从美国主导地位。

此外，作为世界上军事和经济实力排名第二的国家，中国确实对美国构成了现实挑战。这不仅使战略界得以回避其在“反恐战争”中制造的灾难责任，也为他们在困惑中提供了一种“清晰感”——一个行动议程，用以摆脱瘫痪状态，同时也成为一个他们希望能够团结分裂社会、缓和党派对立的国家项目。

在这种新获得的（但实际上是错误的）“清晰认知”之下，特朗普第一任政府对所谓“混乱轴心”（或其他名称）的所有成员施加了前所未有的高压手段：对朝鲜、伊朗和委内瑞拉实施“极限施压”制裁，同时显著加强对俄罗斯和中国的限制。

拜登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这些政策，对较弱国家略微减压，但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大幅加码，同时系统性地强化并扩大了对中国的施压。

随着美国不断打击并孤立这些“动荡轴心”国家，这些国家也愈发转向彼此，以获取武器或外交支持。然而，中国却是其中的“例外”。中国更深度融入全球体系，对维持稳定有着强烈利益诉求，因为其繁荣依赖于贸易与投资网络。因此，北京并不愿意挑衅美国，也无意将精力投入到那些经济已遭重创的国家。

中国愿意为这些并不存在的“轴心”成员提供一定支持，但始终拒绝在关键时刻改变力量对比。

按理说，在第二个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那些兜售“威权轴心”（或类似概念）的人应该会面临一定质疑——毕竟该政府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自由主义价值表现出深刻敌意，并发动侵略性战争，同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如果“轴心”的定义是试图颠覆现有国际秩序，那么当美国自身也在更有效地推进这一目标时，这一概念和相关政策又该如何界定？

然而，这种反思并未出现。当前的争论反而集中在两派之间：一方认为特朗普正在成功瓦解这一“轴心”，另一方则认同这一目标，也对其不受约束的暴力手段产生兴趣，但担心其执行方式过于混乱。

自2016至2018年间，美国外交政策思维围绕“大国竞争”完成转向以来，外交政策建制派在试图将美国力量集中用于对付中国的过程中不断遭遇挫折：特朗普第一任政府过于混乱；拜登政府过于顾忌盟友的担忧以及美国制度的制衡机制；而第二个特朗普政府则过于急于与北京达成交易。

目前还很难判断本届政府结束时美国实力会被削弱到何种程度：对伊朗的打击几乎立刻演变为一场失败；美国在对华经济与科技竞争中的地位正在迅速削弱；金融不稳定的压力也在持续累积。从这些经验中，本可以得出一个外交政策教训：有必要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多极框架，通过聚焦共同国际利益而非加剧现有冲突，来减轻美国自身的压力。

然而，在过去25年的一系列失败中，美国战略界始终回避这一结论。特朗普的行为——明显缺乏前瞻性、规划和战略——很容易让人将失败归因于其个人，而不是将其视为美国实力的客观限制或对外侵略所带来的风险。

如果未来外交政策再次回到那些类似拜登时期、强调“主导地位”的官员手中，他们可能从这段经历中得出的结论是：意识形态正当性、联盟关系的顾虑，以及对暴力成本的担忧，都是重建美国霸权的不必要限制——而在特朗普留下的混乱局面下，这种“重建”的需求显得更加迫切。

他们可能不仅会将与中国的对抗视为高度紧迫的任务，而且会认为，在中国“背弃”（想象中的）轴心承诺所展现出的“软弱”背景下，这是一场可以取胜的赌博。“轴心”概念中所体现的自我欺骗之深、持续之久，使得这一令人不安的前景变得不难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