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坎宁安 (Fiona S. Cunningham)：不动核武，中国如何威慑对手？

[编者按：China Leadership Monitor近日对宾州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政治系助理教授坎宁安 (Fiona S. Cunningham)进行了专访。访谈涉及的主要内容是坎宁安在2025年出版的新书《核阴影之下：信息时代武器与中国的国际安全战略》（Under the Nuclear Shadow: China’s Information-Age Weapons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中提出的核心理论——“战略替代”（Strategic Substitution），解释中国为何发展网络战、反卫星武器和精确导弹等信息时代武器，以及这些能力在中美潜在冲突中的战略意义。阅读英语原文，请点击。]

在您的书中，您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战略替代”（strategic substitution），用以解释冷战结束后中国历届领导人在军事现代化方面的决策。您能简要概述这一理论的主要观点吗？“战略替代”的优势和局限是什么？

“战略替代”概括了中国在未来战争中针对一个核武国家对手获取胁迫杠杆的一种新方式。这种方式依赖于通过信息时代武器来威胁冲突升级——例如反卫星武器、进攻性网络能力以及精确制导常规导弹——但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相反，“战略替代”的逻辑是迫使对手在面对这些非核攻击时，由对手首先决定是否动用核武器进行回应。

“战略替代”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方式，用来应对核武国家面临的“有限战争困境”。核武国家既希望利用军事能力胁迫对手，又不希望引发核灾难。其他核国家通常依赖两种方式来应对这一困境：要么威胁首先使用核武器，要么依靠在常规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

“战略替代”理论解释了中国为何会发展各类信息时代武器以实现这一战略路径。该理论认为，当一个核武国家在与对手的危机中发现自身缺乏胁迫杠杆时，它就会开始发展信息时代武器，并在应对时遵循一套明确的优先顺序。所谓“杠杆赤字”会让决策者产生紧迫感，迫使他们寻找弥补军事能力缺口、强化未来危机谈判地位的方法。如果不存在这种杠杆赤字，他们通常只是按照既有计划推进军事现代化。

中国在寻找胁迫杠杆的过程中选择发展信息时代武器，是因为它优先考虑应对杠杆赤字的速度和可信度。在这种优先顺序下，采用核先使用政策或将全部资源投入常规军力建设以最终实现决定性胜利，都不是理想选择。核选项缺乏可信度，而常规选项则过于缓慢。

“战略替代”的优势在于，信息时代武器的破坏性低于核武器，因此威胁使用它们更具可信度。同时，这些能力的发展速度也快于改变不利的常规军力平衡，而后者即使在最佳情况下也需要数十年时间。

但“战略替代”的关键局限在于其效果存在不确定性。这种方法从未在真正严重的危机中接受过检验，而核先使用威胁或压倒性常规军力则在历史上被反复使用过，即便它们也不总是成功。此外，这种方式并不会削弱对手继续进行常规作战或发出核威胁的能力。

是什么让信息时代能力对中国领导人具有吸引力？依赖这些能力来进行胁迫有哪些弊端？能否举一些近期例子？

在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信息时代武器为中国领导人提供了一种途径，使他们能够避免在两种选择之间作出艰难抉择：要么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要么在美国介入的情况下输掉一场围绕台湾的常规战争。

这些武器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它们可以通过快速而强烈的远程打击效果来威胁冲突升级，并能够在有限战争中跨越重要门槛。正是这些特性使“战略替代”成为可能。

学界一直在讨论反卫星武器、精确打击导弹以及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网络的网络攻击是否比传统常规作战更具升级性。然而在大约2000年前后，解放军作者对这些武器的胁迫潜力充满热情。他们认为，这些能力可以对像美国这样技术先进、拥有核武器的对手产生巨大影响，并宣称“信息威慑”（包括网络攻击）和“太空威慑”比核威慑更具可信度。在这种观点影响下，中国领导人在当时资源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决定优先发展信息时代武器。

随着时间推移，这种依赖也显现出一些弊端。例如，大约在2010年前后，中国领导人逐渐意识到，随着国内数字生态系统的扩大，中国自身也越来越容易受到网络攻击。这使他们更加担心解放军网络行动可能带来的“反噬”。因此，中国开始采取措施，在未来战争中更加谨慎地校准网络胁迫行动，包括加强对进攻性网络行动的指挥控制。

更近一些的例子是，中国还研究了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网络攻击效果并不理想的情况，以评估网络能力是否并不适合用于胁迫。此外，在过去五年中，美国政府提出了类似Starlink的国家安全卫星星座概念。这一变化可能削弱解放军反卫星武器的效果，因为这些武器原本主要针对数量有限但高度精密的卫星。

这些问题削弱了“战略替代”最初的吸引力。该战略原本希望把战略冲突限制在核门槛以下的区域，并让中国领导人相信他们可以在这个区域内控制局势。

《核阴影之下》一书深入研究了中国在发展信息时代武器过程中的国家安全决策机制。您能简要介绍几个关键发现吗？

我想强调三个主要发现。

第一，这一决策过程揭示了中国最高领导人与解放军在武器选择中的不同角色。我的研究表明，最高领导人（在这些案例中是江泽民）在最初并没有明确的武器偏好。江泽民启动了寻找“杠杆”的过程，并在后来批准发展信息时代武器。解放军则负责中间的所有环节——包括识别可能的替代手段并提出建议。

例如，江泽民在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事件后，将该事件界定为一种“杠杆赤字”，并要求解放军紧急寻找增强杠杆的方法。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传达了江的指示，而总参谋长傅全有则警告说，解放军必须学会“从劣势中取胜”。随后，解放军内部的小组研究科索沃战争，评估各种选项并提出建议，最终提交给江泽民。

第二，国防工业和军方决策者清楚地阐述了中国在寻找战略杠杆时所面临的约束条件，这些约束促使他们优先考虑速度和可信度。正是这一层级的领导人，实际上成为“战略替代”的主要设计者。他们排除的选项迫使中国必须提出一种新的方式来应对有限战争困境。

例如，负责中国核武器设计工作的核科学家朱光亚在1990年代曾对“威胁首先使用核武器”是否能对核武国家产生效果表示怀疑。张万年则强调了解放军常规军力的不足以及财政限制。这些领导人还强调，简单模仿外国军队而不结合中国自身情况是不可接受的。

第三，仅仅研究决策过程本身，并不足以完全解释中国的选择。我必须超越这一过程，去寻找影响中国选择信息时代武器的一些其他因素。仅看决策过程，似乎解放军只是选择了当时最合适的武器来实现胁迫杠杆。但通过与一些可能的替代方案进行比较，我发现还有两个隐含因素：技术可获得性以及党对具有战略影响武器的控制能力。

例如，在1996年1月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的军事建设规划、决定重点投资常规导弹之后不久，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就指出了解放军轰炸机力量的落后。如果轰炸机能力更强，它们本可以以类似方式投送常规弹药。

近年来中国军事现代化出现了新的发展，例如核力量快速扩张和更强大的常规能力。这些变化如何影响北京在台湾情景中的胁迫杠杆计算？

“战略替代”是否仍然是中国应对有限战争困境的主要方式，目前仍不确定。

一方面，美国正在积极削弱中国通过信息时代武器获得的胁迫杠杆。另一方面，与过去相比，中国现在更有能力依赖核力量或常规力量来应对这一困境。

不过直到最近，“战略替代”仍然是一种成功的过渡性方案，它在中国常规军力现代化推进、而领导层又对核先使用持怀疑态度的时期发挥了作用。

目前，美国分析人士担心，如果围绕台湾爆发中美常规战争，结果可能是僵局，甚至更糟。然而，实现僵局并不等于拥有能够取得决定性常规胜利的能力。如果中国能够达到这种水平，美国可能在一开始就被威慑而不介入，因为双方都知道华盛顿会输掉战争。

如果中国想以常规军力取代“战略替代”，就必须达到这种标准。即便战争最终形成僵局，中国仍需要升级选项来赢得战争。

如果中国无法依靠常规力量解决这一困境，它未来是否可能用“核先使用”取代“战略替代”？在这种情况下，信息时代武器将从“替代品”转变为“核先使用战略的补充”。如果中国对信息时代武器提供的杠杆失去信心，就可能重新考虑核选项。另一种可能是，习近平及其顾问认为，对美国发出核先使用威胁是可信的，从而改变以往影响中国选择“战略替代”的核战略观念。

尽管自2019年以来中国显著加速了核力量现代化，但我目前的研究尚未发现中国准备采取核先使用政策或改变其对核威胁可信度的看法。相反，推动中国核力量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似乎是国内层面的变化，即谁在影响核战略决策。

近年来，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信息时代武器快速发展。这些变化会如何影响中国的“战略替代”思路？

并非所有可以被称为“信息时代武器”的能力，都能成为核先使用或决定性常规胜利的替代方案。（事实上，我在书中主要将这一概念用于指代进攻性网络能力、反卫星能力和精确常规导弹，而不是所有依赖信息网络的武器。）

“战略替代”理论关注的是那些特别适合用来发出升级威胁的武器，因为它们能够为有限常规战争提供通向核战争的额外路径（书中第26页）。我提出了三个识别标准：它们能够对对手社会、军队或盟友造成大规模破坏性影响，而且难以防御；它们的使用会跨越有限战争中的重要门槛；它们与核武器体系在技术上存在关联，因此其使用可能带来意外的核升级风险。

人工智能本身并不符合这些标准，因为它是一种通用技术。但它可能会改变中国解决有限战争困境的方式。AI很可能会影响中国用于实施“战略替代”的信息时代武器，同时也会影响其常规和核能力。如果中国能够通过AI在常规战场上获得明显优势，那么它可能转而依赖常规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在中国的信息时代武器中，武装无人机与常规导弹最为相似，但解放军目前更多将其用于作战层面的用途，而非战略胁迫。

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直到最近，武装无人机还不完全符合成为“替代手段”的标准。与常规导弹相比，无人机航程更短、火力投送效率更低，也更容易受到对手反制。此外，中国的无人系统目前尚未像其“双用途导弹”那样承担核投送任务。

不过近年来，俄乌战争展示了一些新的应用方式，使无人系统在胁迫方面更具潜力。例如，乌克兰在“蜘蛛网行动”（Operation Spider’s Web）中利用几十架廉价小型无人机攻击了俄罗斯的核轰炸机机队。无人机在末端阶段使用自主制导，以及大量廉价无人机组成蜂群，都提高了火力效率并增加了防御难度。这些变化使无人系统今天更有可能成为一种“替代工具”。

第二，根据“战略替代”理论，如果中国没有出现新的“杠杆赤字”，那么无人系统更可能被用于增强常规作战能力，而不是用于战略胁迫。

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可能出现“杠杆赤字”的最有可能事件是2022年8月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但根据现有资料，很难确认中国领导人是否将该事件视为这样的危机，以及是否因此重新寻找新的战略杠杆。我将继续关注这些趋势，以理解中国“战略替代”战略未来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