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暖交织：新冠疫情持续下的中日关系2021
作者： 来源：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公众号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将陆续发布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日关系战略报告书(之八)的文字稿，敬请关注。
一、引言
伴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调整和变化，中日关系也进入多事之秋。特别是随着两国综合国力的逆转，既有及新产生的结构性矛盾集中爆发，两国关系一度跌入战后以来最低谷。
如若中日两国战略对峙的态势长期持续下去，作为一水之隔的世界一大一强的邻国，不仅彼此要耗费大量战略资源，成为国家难以承受之重，而且对地区乃至世界来说，也绝非福音。
在两国关系的至暗时期，双方的有识之士殚精竭虑，致力于寻求摆脱困境的良方。政治学者、曾获孙平化著作奖、时任复旦大学副校长的林尚立教授希望能拿出“复旦方案”。具体做法是打造中日两国专家学者交流的机制化平台，以共同撰写《中日关系战略报告书》的方式，在深入探讨交流、切脉问诊的基础上，拿出切实的建言献策方案，为两国关系的根本好转贡献政治智慧。
由此，经2014年尝试之后，自翌年始，由中日两国一线学者共同撰写的《中日关系战略报告书》次第展开。在中日关系的困难时期，这一合作方式本身即逐渐引起双方社会广泛注意。同时，为处于“现在进行时”的中日关系所做的及时、集中解读及其应有的方向性，做出了独特贡献。
2019年秋，2014-2018五个年度的《中日关系战略报告书》结集后，提交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现在审定中，敬请期待!相信这本凝聚了中日两国诸多专家学者心血的报告书，对于深切认识五年间发生巨大变化的中日关系，必将有所裨益。
这五年的中日关系报告书中，都包含有一个重要观点：即直面日益崛起的近邻中国，虽然日本在经贸领域总体上视之为自身在泡沫经济崩溃后从经济低迷期走向复苏的战略机遇，但在安全保障、特别是作为海洋国家的海上通道安全方面，却产生了严重的战略性疑虑和担忧。而且，这种疑虑，正逐步衍化成在战略上与中国相拮抗的日本的国策。而崛起中的中国所宣示和践行的和平发展理念，对日本来说，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印证。如何化解日本的战略疑虑、防止其最终成为“自我实现”的目标，就需要中日共同探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两国新的战略平衡点何在?两国根本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何在?对此，在持续深入的交流和共同探索过程中，不断积累共识，谋求新的历史条件下中日关系的长足发展，不言而喻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中日两国学者为《中日关系战略报告书》所做出的共同努力，正是这种尝试之一。
继2014-2018五年合集之后，2020年2月，复旦大学又推出了第六个年度的战略报告书《中日关系2019：新时代的入口与阈值》。遗憾的是，在报告书撰写的关键时期，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突然爆发，报告书未能邀请日方学者共同撰写。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天灾之外，特朗普政府使中美关系陷于深渊。虽然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尚未最终定型并会有所调整，但人们普遍认为总体不容乐观。而且，对中日关系而言，拜登政府的盟国策略不同于特朗普时期，必然会给“重回正轨”的中日关系带来重大变数。是年，中日两国学者再度合作、共同撰写的《2020：新冠疫情下的中日关系——非常态与新常态》正式发布。在对新冠疫情爆发后的中日关系进行全方位考察的基础上，揭示了“非常态”下两国关系所显示的若干新特点。鉴于中美关系的重大变化，报告书从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维度，用两个专章重点考察了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试图描述出“新常态”下中日关系的剪影。
2021年，新冠疫情由于疫苗的广泛使用，较之2020年势头减弱。但由于病毒的变异，人类依然面临新冠疫情的严重威胁。受其影响，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人的直接交流受阻，国际政治更趋复杂。在此背景下，中日关系日益严峻，特别是中美博弈的加剧，使中日关系雪上加霜。但另一方面，中日美三国高层的沟通交流依然保持了畅通稳定;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期间，中日两国都有善意互动;特别是在经贸方面，新冠疫情下逆势而上，时隔十年再创新高。使2021年的中日关系总体上呈现冷暖交织的局面。
本年度的报告书，依然采取了由日本学者对中国学者所撰写的内容进行评论的方式。其间，两国学者“不谋而合”、“所见略同”的共识所在多有;同时，意见相左、甚至歧见很大之处也不鲜见。不言而喻，基于民族立场的单向性思维很难全面客观把握认识对象，只有换位思考才能有助于探求认识对象的本质。
在新冠疫情尚未终息的今天，特别感谢东京大学川岛真教授、庆应义塾大学加茂具树教授及田岛英一教授、早稻田大学青山瑠妙教授、东京大学伊藤亚圣副教授等日本学者多年来为《中日关系战略报告书》所做出的贡献。对中国军事科学院江新凤研究员、商务部研究院宋志勇研究员、复旦校友•旅日资深学者汪鸿祥教授、复旦校友•上海外国语大学武心波教授、日本新潟大学张云副教授的鼎力支持，表示由衷的谢忱!对著名日本问题专家吴寄南先生、原日本驻沪总领事和东京大学教授小原雅博先生、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上海事务所小栗道明所长、日本学者太田宏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张季风研究员、复旦大学校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蔡亮研究员等，在历年发布会上对报告书所作的精彩点评，谨表谢忱!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教授，对各年度《中日关系战略报告书》的撰写、发布以及结集出版等，自始至终给予悉心指导和鼎力支持;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苏长和教授，对报告书的结集出版惠予指导并玉成其事。对此，谨表敬意!
二、总论
总论一
变局与困局：中美战略博弈加剧背景下的中日关系
作者：
胡令远，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臧志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一、新冠疫情持续与中日美战略博弈的叠加
2021年拜登总统执政后，重拾盟国战略，在因新冠疫情全球产业链调整、高新科技、以及所谓人权、民主等领域，对中国采取组合拳式全面打压方略。但在遭到中国有力反制之后有所收敛，中美关系也从所谓“自由落体式”下滑态势，趋于相对稳定。由此，于战略竞争中逐渐摸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美两国的根本相处之道以及两国关系新的平衡点，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与此相关联，在中日关系方面，相较于特朗普，拜登的策略和风格似乎更适合日本。因此，拜登执政下的日美同盟更趋活跃。而由于冷战后在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上日本与美国存在“错时”现象，也即先是日本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战略疑虑，对华采取“俯瞰地球仪外交”，倾全力制衡中国。但由于立意与现实相违且力有未逮，不得不改弦更张，策略性改变对华态度。在对华认知与相应举措方面，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其实在步日本的后尘，先是强势进攻，遇挫后不得不以守势重新思考如何与现今中国的根本相处之道，在新格局下寻求新的平衡点。在新一轮战略博弈中，我们看到相较于拜登在对华关系上有一定收敛的同时，日本政界反而表现出一种进攻性，日本右翼政客更不以前事为训，愈益肆无忌惮，给2021年的中日关系投下浓重阴影。
回顾2020年爆发并蔓延流行至今的新冠疫情，截至目前，不仅使全球3.7亿人感染、567万人失去生命，也给国际格局持续带来重大影响。新冠疫情与中日美战略博弈加剧的叠加，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使中美、中日关系雪上加霜。
首先，美日部分政客将新冠疫情的“原罪”强加于中国。作为经济总量占据世界前三的三个大国，在人类面临巨大疫情灾害之时，本应同心戮力为战胜疫情做出应有贡献。但美日一些政要将疫情政治化，通过“甩锅”、向世界卫生组织施压等手段，力图把中国诋毁成新冠疫情的源头，索取巨额赔偿等，以达到抹黑中国、损害中国国际形象的目的。不言而喻，这种将疫情作为政治工具的举措，毒化了中美和中日关系，极大地伤害了国民间感情。
其次，实施“脱钩”与嵌入所谓“价值链”。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各国适当调整供应链、产业链属正常之举。但美日两国政府却借机实施与中国“脱钩”政策，特别是将产业链意识形态化，强调其中的所谓“价值链”，也即以“经济安保”为名在全球产业链重组中排斥中国。这不仅给正常的经济交往人为地设置障碍，使新冠疫情中三国之间乃至地区与全球经济回复受损，也削弱了作为维系中日美关系的重要介质——经济要素的分量。这种冷战式思维与举措，势必给中美、中日关系带来战略性伤害。
第三，人文交流双重受阻。在政治外交、军事安保以及经贸等方面对中国进行打压的同时，美国又以各种理由对包括留学生在内的中美人文交流设置重重障碍，日本也有亦步亦趋的同调趋势。因为新冠疫情流行本身已经使正常的人文交流面临客观困难，再加上人为因素，中美、中日之间的人文交流与往日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这给中美、中日关系带来的伤害，是极其深远的。也使相互之间的国民感情愈发疏离与低下。
二、新冠疫情持续下中日关系的总体取向及其特征
(一) 战略矛盾深化：印太战略与新冷战的幽灵
首先，作为美日同盟框架下、以美日印澳为主要推进平台，以美国欧洲盟友为策应，集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价值理念为一体的所谓“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日渐成为日美广域、深度制衡中国的主要战略抓手。新冠疫情以来的两年中，日本两次政权更迭，美国也总统易位，日美新旧掌权者虽然执政风格不同，政治理念亦有差异，但在推展印太战略上并无二致。逐渐机制化、延伸化、多维化，可操作性强，其在软硬两个方面对华制衡战略网络的建构，其性质、规模和程度，在冷战结束30年间的国际政治中，亦属罕见。与此同时，国际政治中路径选择的惯性化特征，也正逐步体现在印太战略的推展过程中。一旦形成路径依赖，加速运转的巨轮便很难停下来。以美日同盟为主要推手的这种大国角力及其边际与蝴蝶效应，不仅对中日美三国关系，也对地区与世界和平及人类福祉，带来深刻的战略性挑战。
其次，新冷战的幽灵。安倍晋三首相第二次执政以后，将所谓价值观外交作为日本外交的第四根支柱，热衷于建构“价值联盟”，但效果不彰。特朗普政府后期，在前期主要于经贸领域对中国极限施压外，又在意识形态方面针对中国出台了诸多极端举措。新冠疫情爆发之后，这一态势得到强化。而民主党拜登执政之后，以盟国战略为背景，首次策划召开了所谓全球民主峰会，甚至对北京冬季奥运会也进行“外交抵制”，并利用所谓人权问题，在涉港、涉疆、涉台等政治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日本政府出于日美同盟以及自身的考量，积极与美国相呼应。前首相菅义伟在访美时两国所发表的首脑共同声明中，其涉台言论触碰中日关系底线。岸田政府则新设人权问题首相辅佐官，以及经济安保担当大臣，甚至在文部科学省增设审查人文交流的审议官。而日本国会则在中国的春节期间，公然通过了所谓谴责中国人权问题的决议案。这些新冷战的作为，进一步深化了中日、中美之间的矛盾与对立。在全人类持续面临新冠疫情威胁，各国应该倾力合作、守望相助之时，这种以意识形态划线，以道德高地自居者的举措，其效果适得其反也是不争的事实。
第三，朝野合流、民意低下，修宪门槛阈值骤降。2021年是日本的大选之年，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是自民党总裁选举，还是众议院选举，日本政治家都将中国问题作为助选因素，这说明中日关系的现状对日本国内的政治生态投射非常浓重。虽然在野党与执政党，以及在野党之间存在激烈博弈，除公明党之外，日本朝野政党在对华负面看法上的趋同性，说明中日关系的严峻性。特别是在日本国会通过所谓中国人权问题决议案的过程中，某些在野党甚至比自民党表现更为活跃。
新冠疫情持续中的2021年，中日两国国民感情没能收住下滑势头。据中日两国共同实施、“北京-东京论坛”发布的“中日关系舆论调查”显示，两国受访者虽然高度认同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对两国在地区合作以及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原则与议题关切上表现出高度一致性。但历史、领土与安全等三大问题对中日关系深层的心理影响仍然突出。有90%以上的日本受访者对中国持有负面印象，而66.1%的中国受访者对日本持有负面印象，意味着中日两国的国民感情降至新低。
近年，日本政要反复强调中国“以实力改变现状”，刻意渲染日本所处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等等，意在以中国威胁论作为强军的口实，同时也为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做铺垫。按日本法律规定，修宪需要国会(众参两院)议员三分之二，以及国民投票的半数以上赞成。现今日本朝野政党在对华负面认知上的趋同，以及中日两国间民意的持续低迷，意味着日本跨越修宪门槛更具现实性，是值得十分关注的。
(二)沟通渠道与合作平台总体保持韧性
首先，虽然新冠疫情持续下的中日、中美关系更趋复杂，战略性矛盾与竞争总体呈加剧态势。但即便如此，2021年彼此依然保持高层及重要领域的沟通。如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之间多次电话与视频会谈，杨洁篪主任、王毅外长等与美国政要的多次会谈。而中日之间，10月4日第一届岸田政府正式成立时，习近平主席与李克强总理在第一时间表示祝贺。时隔四天的10月8日，岸田首相在新政权发端伊始，与习近平主席举行了电话会谈。在通话中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方赞赏日本新政府重视保持两国高层沟通，愿同日方加强对话合作，本着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精神，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当前，中日关系机遇和挑战并存。维护和发展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中日要认真汲取两国关系正反两方面经验，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切实践行“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妥善处理历史、涉台等重大敏感问题，管控好分歧，把握好正确方向，维护好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和大局。岸田首相在电话会谈中表示，以明年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为契机，共同努力构建建设性的、稳定的日中关系。
在两国结构性矛盾突出、纷争不断、对两国国民感情影响巨大的海洋问题方面，中日两国分别于2021年2月和12月举行了两轮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就继续开展防务交流、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对接验证，打击海上犯罪，加强海洋环保交流，在《中日海上搜救协定》框架下开展海上搜救联合演练，全面落实《中日渔业协定》等领域达成十余项共识。
其次，两国经贸合作逆势上扬。在全球新冠疫情的持续冲击下，各国经济以及对外贸易遭受重创。2021年，在中日两国的共同努力下，一方面经贸关系逆势上扬，另一方面机制化合作平台RCEP顺利推展，如期于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据统计，2021年中日两国贸易额为3714.0亿美元，同比增长17.1%，时隔10年再创历史新高。而随着RCEP的签署和正式生效，通过这一合作平台首次建立自贸协定关系，从而实现历史性突破。这不仅将对中日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有助于中日韩FTA谈判进程提速，以期早日缔结。同时，也为中国对接更高水平的国际经贸合作平台譬如CPTPP等奠定了良好基础，可以说是中日双方向更高层级的经贸协定努力的起点和桥梁。
总而言之，中日两国在战略层面，以及政治外交与安保领域，以中美战略博弈加剧为背景，2021年继续走低，在涉台、涉疆、人权等问题方面对立激化。但逆势而上的经贸合作与RCEP的进展，使新冠疫情持续和总体走低的中日关系，呈现冷暖交织的局面。暖色调的经贸关系加之高层及关键领域保持互动，体现了中日关系内在的一种韧性。
综上所述，2021年中美关系的变化具有象征意义。从自由落体式的下滑到相对稳定，拜登政府全面出击打压中国遇挫后的有所收敛和审慎，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从积极意义说，是出于重新思考与中国如何相处的根本之道以及寻绎两国关系新的平衡点;从消极一面说，是暂停一下从而思考新一轮攻击波。这种现象，反映了美国对华认知和战略取向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但这种认知和取向短期内不会改变。中美战略博弈正走入深水区，其后果会渐次显现。对其长期化、深刻化的发展趋势，应有充分的认识。
中美关系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会给中日关系带来深刻影响。未来的中日关系，总体上难言乐观。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
但另一方面，中日美三国之间，也存在战略利益与合作空间。怎样兴利弥害，寻绎三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以及三国关系新的平衡点，造福于人类世界，是对中日美三国政治智慧的考验。
三、展望与建议
2022年，中日两国将迎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但由于左右双边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和美国因素的影响，中日关系很难出现戏剧性的转折和大幅度的改善。本课题组去年提出的，从“基于善意的、平实的两国关系”出发，将建构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落地到实处的观点，我们认为是切合实际的阶段性目标，具有现实意义。
第一，排除干扰，直接并同时利用各种国际多边会议机会积极进行多种形式的高层交往，就双边、中日美关系、全球治理问题进行战略沟通，拓展合作空间，减少和消弭战略疑虑，增进战略互信。
第二，在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利用好包括重启中日两国间各种战略对话机制平台，就双边重要议题及时对话沟通，并就新出现的重大焦点问题，适时增设相关对话平台，最大限度保持正常对话渠道的畅通。同时，进一步强化和细化危机管控机制平台建设。
第三，利用好RCEP正式生效的开局之年，在拓展和深化中日经贸合作的同时，加快实现中日韩FTA进程。此外，以RCEP为抓手，一方面中国深化国内相关改革，同时期待日本以开放姿态，共同推动中国加入CPTPP，在将多层次区域合作平台共同做大做强的过程中，实现中日两国共同利益的最大化，推动两国关系建设性发展。
第四，努力克服国内因素对双边关系的消极影响。如近年日本国会及执政党自民党政务调查会等的相关部会，与台湾民进党多次举行所谓“外交、安全对话” 、“外交、经济对话”等。这种变相的官方往来，不仅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同时这一“打擦边球”的手法，也给两国政治互信带来严重伤害。此外，在信息化时代，中日两国还要致力于最大限度抑制和消弭国内褊狭的民族主义乃至民粹主义的网络政治暴力给双边关系特别是国民感情带来的消极影响。
第五，两国充分利用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克服新冠疫情困难，积极推动开展各领域、各层次的纪念交流活动，以期改善并增进国民感情。同时注意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如近年上海音乐学院的音乐史学家利用中日两国及其他国家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复原了保留在日本正仓院的公元8世纪左右经中国唐朝传到日本的丝绸之路各国的乐器，重现了那一时代的乐舞，不仅填补了音乐史的空白，而且印证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历史的源远流长。
最后，客观地说，直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日关系目前处于困难时期，而中美战略博弈的深刻化与长期化，也使未来一段时期的中日关系难言乐观。但我们一代学人仍怀抱理想，继续为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而努力。我们要做的，是致力于提高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深度，使之不仅知道对方之所作所为、所思所想，而且知道对方何以如此作为、如此思想。
2021年的中日关系冷暖交织，总体虽大致稳定但仍呈下滑趋势。虽然2022年充满不确定性，但中日两国要利用新的一年的各种机会之窗，共同努力，排除干扰，将建构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落到实处。比邻而居的两个大国，从根本上来说，和平共存之外的抉择，历史已经演绎得非常清晰明白。
总论二
中日美关系：重审历史经验，探寻新时代进路
作者：
高兰，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战后以来，中日美三国经历了两次建构战略大三角关系的过程。上世纪70年代，美国对中国实行接触政策，尼克松访华，发表“上海公报”。以此为背景，中日迅速实现邦交正常化。由此，中美日三国第一次建构了战略大三角关系。在上世纪90年代初，通过“老布什-斯考克罗夫特式”的危机沟通模式，中美日第二次建构了战略大三角关系。
2021年，美国和日本均迎来了政府轮替和权力交接。1月20日，拜登就任美国总统。10月4日，菅义伟内阁辞职，岸田文雄就任第100任内阁总理大臣。目前的中美日关系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如何借鉴历史经验，正视现实挑战，重塑中日美战略关系，是值得探讨的重大议题。
一、国际协调主义：中日美战略大三角关系的建立、重构与发展
上世纪70年代，中日美三国基于联合抗苏这一共同战略利益，第一次建构了战略大三角关系，加强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协调合作。
上世纪90年代初，通过“老布什-斯考克罗夫特式”危机沟通模式，中日美以经济贸易的共同战略利益为基础，第二次建构了战略大三角关系。1989年7月,为了在西方世界制裁中国的困难时期维护中美关系，老布什总统开展“秘使外交”，派遣时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斯考克罗夫特将军作为总统特使秘密访华，把邓小平提出的“解铃还需系铃人”原则带回华盛顿。1990年，美国逐步解除对华制裁，中国重新融入世界，实现了中美建交以来最成功的一次“危机解套”。日本则如同1972年在尼克松冲击下先于美国与中国恢复邦交一样，再次发挥先行作用，1991年8月10日，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访问中国，成为当时西方大国中第一个访华的政府首脑，推动了中日关系的改善。
冷战后，美国对中国实行干预主义的接触政策，希望在确保美国的政治、经济、技术优势的同时，将中国纳入国际社会秩序，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三届政府长期持续接触政策。另一方面，冷战后，为防止日本“战略漂流”，美日两国相继签署《美日安全保障共同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等一系列文件，以及五份“阿米蒂奇报告”政策建议，美日同盟由过去关注“东亚事务”发展成为“世界中的日美同盟”，从原来日本单边依赖美国发展到美日相互依赖、乃至相对平等的结构。与此同时，在对华政策方面，从牵制为主的接触战略逐步转向接触为主的牵制战略。
2017年特朗普上台，他认为美国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不再是恐怖主义，而是大国竞争，特别是中美竞争。自尼克松时代以来长达40余年的对华基本政策被彻底颠覆，中美关系以及受此影响的中日关系再次走到十字路口。
二、拜登政府的“国际协调主义”与中日美战略关系的再建构
2020年爆发新冠疫情后，出现了短暂的由传统国际协调主义向新国际协调主义转变的迹象。其重要特征是，由于特朗普政府坚持“美国第一”和单边主义，忽视与西方盟国的关系，缺乏维护世界秩序的意愿，很多国家呼吁“新国际协调主义”，希望在公共卫生、电子商务(数字贸易)等领域继续加强国际协调。日本与欧洲等国寻求发挥“第三方力量”，希望填补因特朗普政府不断从国际组织“退群”、淡化美国领导世界意图而形成的力量真空地带，等待美国力量的回归。
2021年初拜登执政之后，美国回归传统国际协调主义路线，强化盟国关系，希望恢复美国作为领导者的全球声誉和有能力、可信赖的国际形象，但是遭遇很多挫折。例如，美军在阿富汗混乱撤军后带来诸多问题，新冠疫情持续恶化导致美国经济严重停滞，与法国围绕向澳大利亚出售英国核潜艇问题发生重大摩擦等等。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提出建立“美日新时代全球伙伴关系”，强化美日同盟，特别是强化美日海权同盟，增加了中日两国解决海洋争端的复杂程度，导致“中国安全形势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增加”。拜登政府执政以来，中日海上冲突出现新变化，中日之间“冷和平”的平衡态势正在受到挑战，日本对中国从暧昧平衡走向公开对抗。具体表现为：1、中日海上冲突程度加剧。2、中日海上冲突区域扩大，出现东海、南海、台海“三海联动”，甚至“美日要一同防卫台湾”。3、中日海上冲突的影响加深，美日澳印英法、东南亚等国对中国进行不同程度施压等等。
另一方面，中国加强了海洋治理，如颁布《海警法》，全力推进海洋生态环境建设。4月26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发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地形地貌调查报告》等，加强了中国对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诉求与法理依据。
由此可见，在拜登政府回归传统国际协调主义——当下的主旨是针对中国的盟国战略——的框架下，中美日关系走向“竞争-合作-对抗”共存的样态。其中，尽管中美两国存在战略竞争，但亦不能以“竞争”来定义全部中美关系，因为中美同时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
因此，在2021年，美国希望缓解日趋紧张的中美关系，与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沟通与谈判。例如，3月18-19日，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Anchorage)举行中美高层会晤，尽管中美没有能够“破冰”，双方进行了“艰难而直接的”唇枪舌战，但也是“坦率的，建设性的，有益的”沟通，表达了各自的诉求和政策关切。7月26日，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Wendy Sherman)访问天津，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峰举行会谈。9月2日，美国气候特使克里(John Kerry)访问中国，就气候变化问题同中方进行接触。
与此同时，中美两国也频繁进行高层对话。9月10日，习近平主席应约同拜登通电话，进行了自拜登上任以来的第二次电话交谈，围绕经济话题、气候变化以及新冠疫情等广泛交换意见，进行了“坦诚、深入、广泛的战略性沟通和交流”，提出“避免误解、误判和意外冲突”，并推进在其他议题上的协调和合作。习近平主席表示，“美国采取的对华政策致使中美关系遭遇严重困难”，如今国际社会面临很多共同难题，中美应该推动两国关系尽快回到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造福两国人民”。拜登表示，两国没有理由由于竞争而陷入冲突，美方从来无意改变一个中国政策。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瑞士举行了会谈，双方同意落实9月10日两国元首通话精神，共同努力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杨洁篪表示，中方重视拜登总统近期关于中美关系的积极表态，反对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沙利文则暗示了美中关系的缓和基调，强调美国正寻求与中国共存，而非遏制中国或发动新冷战，拜登政府不试图改变中国的制度。10月31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意大利会面，再次表示了管控分歧的意见。王毅提出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布林肯也强调了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至关重要，希望负责任地管理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激烈竞争，建议两国可以在朝鲜、伊朗、缅甸、阿富汗和气候等问题上合作。
在拜登的外交安保团队中，国务卿布林肯认为中美在竞争之外，也可在气候变化、防扩散、全球健康等方面合作。此外，2021年12月，作为印度洋-太平洋事务协调员的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提出防止“中美关系直线下坠”的设想，建议中美可在疫情防控、气候变化等领域展开合作。现任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早在2019年与坎贝尔在《外交事务》撰文，认为中美战略竞争不可避免，但在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上仍有合作空间。
2021年，随着疫情持续蔓延以及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日益激化，日本对美、对华政策进行调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战略主张。其中“对华融和论”在坚持日美同盟作为安全保障基轴的同时，强调以经济为中心继续改善日中关系。另一种主张“对华强硬论”，指责中国的所谓香港问题、人权问题、钓鱼岛维权执法问题等。无论是“对华融和论”，还是“对华强硬论”，均认识到日本已经深深地陷入中美战略博弈的夹缝中，并倾向于不应在与美国保持同步的同时，过度加深与中国的对立。
三、前景分析：实力、规则、模式的竞合逻辑演绎
如上所述，2021年拜登执政后，中美关系仍然持续紧张，但中美双方均有意愿管控危机。另一方面，岸田文雄接替菅义伟出任日本首相，其外交政策继续坚持强化日美同盟，同时强调要建构“稳定的中日关系”。今后，中美竞争合作、中日竞争共存将常态化。
从历史经验来看，中美关系屡屡出现危机的“尖峰时刻”，例如1989年美国带领西方世界对中国制裁，1996年台海导弹危机，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等等，中美在人权、台湾、西藏等问题上都发生过分歧和冲突。另一方面，中日两国在历史认识、台湾、钓鱼岛领土争端等方面，也不乏矛盾摩擦尖锐之时。但是，中日美三国通过对共同利益认知的沟通，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化解了矛盾冲突。
从长期来看，中国与美日同盟的博弈呈现出三个变量：实力、规则、模式的竞争与合作。即，在大国权力转移、地区安全秩序的规则维护与塑造、国家发展模式等三个方面，中国与美日两国具有重大差异。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S.Nye,Jr)指出，与美国出现软实力相对下降的情况相比，中国具有独特的软实力优势;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则提出中国模式的独特性与适用性。
此外，中国与美日同盟的博弈呈现出三个不变因素：力量均衡(均势)、盟国外交、竞合关系。布林肯、谢淑丽(Susan Shirk)等指出，美国将继续推行均势外交政策，深化盟国外交合作政策，加强力量平衡，实行“巧竞争”战略，增加与中国竞争的优势力量。另一方面，中日美三国将长期呈现竞合关系，呈现中美竞争合作、中日竞争共存的态势。
2021年中美关系经历了深刻危机，但是正如约瑟夫·奈所指出的，中美关系尚未跌入最坏状态。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也指出，中美之间已经形成十分成熟的大国关系，中美仍然在努力发展建设性关系。而中日关系具有脆弱性、不稳定性，尽管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的道路出现困难，但是中日两国经济关系依然十分紧密。因此，有必要讨论重构中日美战略关系的未来前景。
首先，探寻共同的战略利益。中日美在气候变化、核不扩散、全球疫情控制等方面存在广泛的合作空间。此外，中日美可以共同建设智能全球化，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战后以来，以国际协调主义为指导原则，中美日三国在战略大三角关系框架下，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促进了世界经济的繁荣稳定。近年来出现“过度的全球化”倾向，特别是新冠疫情爆发后，全球供应链开始重组，各国经济政策出现调整，中日美三国有责任、有能力共同推动新型智能全球化的发展。
其次，推动中日美合作与“良性竞争”关系的发展。谢淑丽于2019年主持编撰了政策报告《修正航向：有效且可持续的对华政策调整》，倡导美国政府在保持与中国经贸、民间社会往来的基础上进行“巧竞争”，而非全面与中国对抗。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特征是全面竞争、战略竞争，本质是“竞争性合作”，中美应共同探讨合作与良性竞争的道路。
其三，关注日本在中日美关系中的特殊作用。如前所述，在建构中美日战略大三角关系过程中，日本两次发挥了重要的“先行”作用。目前，作为中美夹缝中的“第三方力量”，日本应发挥协调作用，防止中美关系走向危险边缘。
根据日本2021年度的《外交蓝皮书》，日本提出要继续强化作为日本外交安全保障基轴的日美同盟，同时强调对华关系是日本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稳定的日中关系对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至关重要。岸田文雄出任日本首相以来，开展与中国的首脑外交，多次强调“中国是一个重要国家，必须继续对话”;表示日中关系正在迈入新时代。以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为契机，共同努力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的、稳定的日中关系，继续加强经济合作和民间交流，就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等重要国际地区问题密切沟通合作。
综上所述，作为排名世界前三位经济体的美中日三国，直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在新时代建构理性、安全、稳定的大国关系，造福世界人民，是摆在三国面前的历史性课题。
来源时间：2022/3/4 发布时间：20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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