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昊：“常识性护栏”是怎么安装的

作者：吴昊  来源：国观智库

一个时期以来，美方多次强调要给战略竞争安上“常识性护栏”(Common-senseguardrails)，以管控“战略风险”(strategic risks)。由此看来，美方坚持战略竞争的定位大概难以改变，现在的关键恐怕就是搞清楚美方会怎么给竞争安上“护栏”。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谈及这个问题时，美国政、军和社会各界的策论大多使用“renew”一词，表明其内心深处多少还是以冷战时期美苏竞争为参照的，尽管其一再强调不在中美之间搞冷战。这也符合美国战略实践的基本遵循，即认为唯有战略史可以提供真实的经验、可靠的依据。

在这个层面上，回顾托马斯·谢林的论述也许具有重要价值，这不仅因为他曾参与冷战初期的很多危机处理和谈判磋商，而且因为他在美国战略史上的地位和贡献。谢林的观点主要集中在《冲突的战略》一书中，其主旨是“利用冲突来避免冲突”进而达成合作，方法是有意识地、理智地、老练地运用威慑、胁迫、危机、有限战争、军控和裁军等手段进行“比赛”，在达到不可承受的临界点时，通过谈判形成双方均可接受或一方不得不接受的局面。谢林区分了明示谈判和默识谈判两种类型，明示谈判即双方经过一系列试探、博弈之后，经正式磋商划定彼此都不能触碰的“红线”;默识谈判即在无法直接磋商的情境下，双方都意识到了某些限制条件，并通过实际行动确认了这些限制条件，比如中美在朝鲜战争中的所作所为。谢林分析了“比赛”和谈判的大量技巧，此处不再赘述，但他强调划定“红线”必须是行动的结果，不能建立在对话、恫吓、声明、宣示的基础上。而且，不管“红线”是明示谈判还是默识谈判划定的，它都不是固定的，会随着形势的发展、实力的变化、双方的对冲而不断推移和延展。

从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是否一致的角度看，不难发现，美苏在冷战期间的较量与谢林的观点重合度很高。两国从在希腊和土耳其的对抗到两次柏林危机，从亚洲的一场热战到古巴导弹危机，最终划定了不能直接开战的“红线”，但随之展开了其他领域和地区的争夺。在美国对华政策上，中美先经一场热战，再经两次台海危机和越战的间接对抗，也确立了彼此的底线。有意思的是，冷战年代的不少美国政、军领导人认为苏联也是从“比赛”的视角处理对美关系的，而美国由于没有坚持“比赛”的立场一度吃了大亏。他们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及的是，上世纪70年代前半期苏联强调“和平共处”，同时却加大了干预中东和非洲事务的力度，从而赢得了战略主动;但美国却将“和平共处”看成了“和平友善”，结果处处被动，直到基辛格提出有异曲同工之处的“缓和”战略才有所改观。究其原因，主要是一度不理解苏联主张的“和平共处”虽然不是军事上的对抗，“却是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对抗”，是以其他方式在另一条赛道、按另一套规则进行的斗争，不是某种状态或结果，“和平但不友善”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美国当年的领导人对苏联行为的这种认知，其实从一个侧面反证了美国战略界“利用冲突”的思维方式。

如果用“红线”比作“护栏”的话，显然两者有相通之处，那么安装的过程可谓充满了艰辛、挑战和风险。谢林并没有特别指出“比赛”的适用对象，而是说在国际事务中合作依赖与对立冲突并存，特定情况下对立冲突的局面越剧烈可能合作依赖的愿望越强烈，他甚至拿美国的盟国与苏联对比：“相对于两国之间存在的冲突的利益而言，我们究竟是与苏联共同利益多，还是与希腊共同利益多。”然而他没有明说的是，由于国家权力、战略目的、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等的不同，即便与苏联的共同利益多于希腊，即便与苏联合作的愿望更加迫切，那种共同利益和合作意愿在性质上终究有天壤之别，因而划出“红线”、装上“护栏”的过程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人曾用“一步半”形容美国的策略，即对方进一步，美国会进一步半;对方退一步，美国也会进一步半，一步一步摸出对方的最后底线。

走笔至此，又引申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本文开头曾提出美国对外政策是以战略史的经验为参考的，还有另一个是对可观察、可评估的迹象进行的统计分析，即实证研究，在实施过程中则以具体行动传递信息、表明立场。那么，我们认识、判断美国对外政策的走向就不能凭其言论和声明。美国决策系统是多元的，各个部门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不同行业、群体的利益，国安会、国务院因缺少这种国内政治根基和利益支撑，相对于根基深厚且在对外政策上拥有专属领域的国防部、商业部、农业部、财政部等机构，其权力和影响力多依赖于总统，如果代表总统或总统高度信任还好，如果只代表本部门则无多大权威。所以一定要综合研判、对比分析，了解对手首先要进入对手的决策思维和决策体制。

来源时间：2021/12/21   发布时间：2021/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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