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风：我被历史研究院投诉威胁了

作者：郁风  来源：光传媒

《批驳历史研究院“闭国锁国有利论”》一文，一天之内阅读量就破了十万加。这个反响着实出乎我的意料，我原以为，这种严肃甚至略带枯燥的史学文章受众有限，但从读者大众的反应看，公众对“闭关锁国”政策更具关注和忧虑。本文还得到了谌旭彬老师和许子东教授的转发和引用，两位都是我非常喜欢、敬重的历史学者，得到他们的认可，让我备感荣幸。但更令我“荣幸”的是，今日得到了历史研究院的亲自“侵权投诉”。

投诉描述称，“此文的内容在公然造假，恶意污蔑我院发表的文章，并在标题中以”批驳历史研究院”作为噱头，博人眼球，手段恶劣，对我院声誉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属于严重侵权行为。”

闭关锁国论可不可以探讨？这当然是一种学术自由，实际上近十几年也有不少相关新论问世，如有人以乾隆年间有西班牙商人经南洋吕宋前往厦门贸易举例，意在表明厦门海关并没有完全封闭。但是，这种贸易数年才有一次，零星的外贸并不能改变清廷整体对外封闭的局面。

如果历史研究院能用详实的史实和严谨的逻辑，来佐证其观点，那大众认可度会更高。但遗憾的是该文并没有。因此我撰文进行批驳，完全是一种学术自由，也是维护历史研究的严谨性、事实性和逻辑性。

当然，如果历史研究院不认同我的批驳文，他们可以就批驳文进行批驳，可是他们怎么“批驳”的呢？称我的文章“公然造假”，我的文章多次引用的是历史研究院的原文，甚至出自哪一段都进行了标注，何处进行了“公然造假”？莫非历史研究院认为，我引用的历史研究院原文不是他们写的？

历史研究院认为，标题中有“历史研究院”就是以其为噱头，是不是除了他们，任何人都不得在标题中使用“历史研究院”字样，否则就是做噱头，博眼球？

历史研究院称该文对其声誉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但他们的文章发出后，本身就遭到了舆论场大量质疑和批评，我也是看到其他批评后才决定撰文。更重要的是，当历史研究院决定将他们的文章发到网上时，就理应想到并承担之后的舆论影响和争议。

而历史研究院本身所质疑的，恰恰是权威历史研究机构所做出的“闭关锁国祸国论”，这种传统结论被写入了历代历史教科书。那么，历史研究院是否认为，只有他们能质疑传统结论，却不允许他人质疑他们的结论？这样也过于双重标准。

此外，由于上篇文章篇幅限制，对历史研究院新探文的错误只举了部分例子，这里借此再补充几点他们的谬误：

第三段历史研究院原文称：“嘉靖时期，葡萄牙人通过贿赂地方官员，骗取澳门作为殖民据点。”

这里将明代澳门称为“殖民据点”不合史实，澳门沦为葡萄牙殖民地是鸦片战争之后。在此之前，中国对澳门仍旧持有主权和驻军权，葡萄牙人只是获准在澳门居住，并每年交纳地租和税金。

明政府也将澳门作为一个中西交流的口岸，明末明政府多次前往澳门购买、监造红夷大炮（即红衣大炮），用于防守辽东、北京。不少人认为，努尔哈赤就是被红夷大炮炸伤。

历史研究院继续写到，“荷兰很快走上殖民扩张道路……1740年，荷兰殖民当局制造“红溪惨案”，对在雅加达的华侨进行疯狂屠杀。”此段意在表明西方殖民者的凶残，进而得出“采取一系列限制性措施加以防范势在必行”的结论。但是这些论述隐去了关键信息——乾隆对西方殖民者暴行的态度。

乾隆得知华侨在印尼被荷兰殖民者屠杀后，竟下旨称，“内地违旨不听召回，甘心久住之辈，在天朝本应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

也就是说，乾隆认为这些出海贸易的中国人，本来就该杀，现在被外国人杀了是他们”在外生事“，是咎由自取。这就是乾隆对海外同胞的态度。

历史研究院第六段称，“康熙帝热衷于学习、研究西洋科技，深知其许多地方优于中国”，“18世纪后期，清廷已经深悉西方科学技术远超中国。乾隆帝知道英国人“谙悉海道，善于驾驶”。这些论述意在表明清朝统治者的“开明”和“有识”。

但乾隆的原话是什么呢？“该国夷人虽能谙悉海道，善于驾驶，然便于水而不便于陆，且海船在大洋，亦不能进内洋也，果口岸防守严密，主客异势，亦断不能施其伎俩。”

这段话恰恰体现出乾隆的无知和可笑，竟认为英国船只“不能进内洋”。但历史研究院通过这样的掐头去尾，得出“清廷已经深悉西方科学技术远超中国”的导论。是以为我们都不会看历史档案原文吗？

乾隆对英国感兴趣的，只是机械钟、“自行人”这样的“奇技淫巧”，马嘎尔尼送来的英国当时最先进的火炮，被乾隆锁在了仓库里，几十年没再动过。

马嘎尔尼访华还对满清国家形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历史研究院结语中称，“在16—18世纪不少西方社会精英看来，中国首先是一个拥有高度政治文明的礼仪之邦，是文明智慧与道德秩序的典范，东方文化价值体系对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产生了深刻影响”。

这段史实是没有问题的，当时欧洲人在悠久的中华文明面前怀有深切的自卑和崇拜心理，伏尔泰就说过，“当迦勒底人还只是在粗糙的砖坯上刻字时，中国人已在轻便的竹简上刻字。”

但马嘎尔尼到达中国后，一是被清朝皇室的富丽堂皇和骄奢高傲震惊，更令他震惊的是中国民间的贫穷、麻木、森严的等级和严重的贫富分化，他认为清朝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

另一位随团使臣巴罗则认为，“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中国朝廷有的是闲暇和精力，按自己的意愿来塑造国民。”“灌输清心寡欲的思想，摧毁相互的信任，培养人们的冷漠，使他们对自己的邻居猜忌和怀疑……人们满足于在朝廷中没有任何发言权，他们甚至从来没有想过他们的权利。”

清廷一系列封闭政策的结果，不但导致国家科技、军事的落后，更禁锢的是国人的观念和思想。而整体思想观念文化的退化更进一步麻痹了清廷。到了鸦片战争爆发一年后，道光皇帝竟然还不知道英国在哪里，而康熙、乾隆皇室就得到了复杂完备的世界地图和地球仪。

1842年道光下旨询问，“克食米尔（克什米尔）距该国（英国）若干路程？是否有水路可通？”“咭唎（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可能道光最远的地理认知就是克什米尔和俄罗斯。

道光皇帝更困惑英国为何是女性执政，当然英国是君主立宪，权力集中议会，他更不可能知道，他焦急的询问“该女主（英国女王）年甫二十二岁，何以推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何名何处人？在该国现居何职？”最后下属的解释竟然是“英夷重女轻男，夫制于妇”，道光帝竟信以为真。

这些言论今天看来令人哭笑不得，但这在当时却是一个皇帝认知水平的真实反应，鸦片战争怎能不败？对这种局面，当时鼓吹闭关锁国或者限关政策的大臣、学者，是否也要承担一定责任？

研究历史的意义，很大一部分程度在于以史为鉴，吸取历史教训，避免重蹈覆辙。而不是拉一群专家学者背书，抛开事实逻辑下结论，并给不同意见者扣帽子。

我不知道对历史研究院的此种投诉，平台处理结果会是什么。但无论何种结果，都是历史研究院的失败和颜面扫地。

来源时间：2022/8/29   发布时间：202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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