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景涛：美国的文化内战

作者：彭景涛  来源：末谈国是

彭景涛：赣南师范大学副教授

2020年的美国大选传递出大量令人困惑的信息。拜登在几乎所有民意调查中都获得大比例领先，但川普的集会仍然人山人海、自信满满，这一现象如何解释?

主流媒体对新冠病毒依然以一种草木皆兵的态度视之，而川普在感染病毒、出现发烧等症状后仅住了三天医院就回到白宫正常工作。一个74岁的老年人，在染病后服用了一些普通药物和一些仍在试验阶段的药物，在如此短暂的治疗后即投入高强度工作，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令人恐惧的传染病、以及美国左右两派对抗疫问题的争论?

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的言论审查不断加剧，川普的帖子经常被删，或被标注警告，《纽约邮报》关于拜登儿子的报道被删，该报的帐号被封三周，在一个有着深厚的崇尚自由言论传统的国家，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

自2016年当选总统以来，美国左翼一直把川普称为“种族主义者”，可是他在黑人和拉丁裔中的支持率却稳步上升。经过四年执政，黑人和拉丁裔对川普的支持率均已升至30%以上，是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所获得的最好记录。目前的选举分析显示，拉美裔的支持对川普赢得佛罗里达州有重要影响。为什么一个被认为歧视少数族裔的“种族主义者”反而会不断赢得少数族裔本身的支持?

川普也被贴上“民粹主义”的贬义标签，理由是他的支持者主要来自铁锈地带失意的工人和没有大学学历的白人，可是川普的对手——民主党人现在也在努力寻求这些人的支持，并且，铁锈带的那些人原来一直是民主党的支持者，这种现象该如何理解?这个逻辑混乱的名词为什么在全世界那么流行?

事实上，这种眼花缭乱的信息状态已经持续了四年多。这四年也是中国人对美国政治的关心度猛增的时候，这也是一种有意思的现象。

价值观焦虑

引发这种信息状态的关键因素是川普。事实上，美国左右两大势力在堕胎、LGBT、非法移民、减税与增税、经济全球化、气候变化、社会福利、宗教自由、文化主体性与多元性等等问题上一直有分歧，但少有现在这么激烈。自由派对保守派政客的攻击，也少有现在这么极端的;而保守派对自身状况的悲情表达，也少有现在这么浓烈。

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多次说川普“不道德、无能力、腐败”。在去年川普总统作国情咨文演说结束时，作为众议院主席的她竟当场撕掉川普讲稿。

在川普感染新冠病毒后，她援引第二十五宪法修正案的“合法政变”条款，试图逼川普交出总统权力。事实上，佩洛西在自由派阵营中属中间派，她多次反对弹劾川普，更左一点的自由派对川普的批评要尖锐得多。

纽约州现任总检察官Letitia James在2018年竞选这个职位时说，她之所以要竞选这个职务，就是为了挑战川普这个“非法总统”。

2018年8月，在通俄门调查未能找到川普通俄线索、却让其多位部下入狱时，自由派陷入焦虑，不断以威胁的方式要求川普辞职。有位律师在建议川普辞职时说：“如果他不仅想保住自己的性命，还想保住孩子、女婿、孙辈和女儿的性命的话，那么现在他必须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了。”

2017年2月，35名精神病专家在《纽约时报》上联名发表公开信，称他们从川普的言论中诊断出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这个说法不断延续，直到最近仍有一位名叫Bandy X. Lee的耶鲁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专家声称，川普和希特勒都是精神病患者，但是他认为希特勒比川普好多了。这些人明知其做法违反了美国精神病学会在1973年制定的“戈德华特守则”，却仍然认为这么做是对的。

▲ 纽约时报刊载的信件

从美国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来看，自由派似乎从川普当选时起便不能忍受这位总统，并试图采取行动将他罢免。2017年，川普就任总统几天后，华盛顿邮报等媒体公开呼吁将他弹劾。很快，通俄门事件开始发酵，司法部任命特别检察官进行通俄门调查。在这一调查无法提出有力证据弹劾他之后，民主党方面又不断想新招，最终抓到乌克兰电话门事件，不经司法调查便直接提出弹劾案。

这样的例子可以列出很长的清单，其中散发出一种特别的情绪：对川普的厌恶甚至仇视。而与此相对，保守派对川普的喜爱之情，超过了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记录。执政两年之后，共和党人对川普的支持率一直保持在90%以上，这是历史罕见的。川普的集会演说往往是人气爆棚。

厌恶与喜爱都是情绪，因为有这样的情绪，理性讨论的可能性变得十分渺茫。经历了两百多年两党制和多元化政治竞争的美国人，早已习惯了不同观点与观念的碰撞，一般不会过于情绪化。每到情绪化过于严重的时候，必然都是价值观严重分裂的时候。价值观，以及当事人的行动方式，都影响着这些情绪的程度。

美国的价值观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剧变，各种左翼价值观融合成一种以“自由主义”为名号的意识形态。自由派将自己的价值观称为“政治正确”，将不同于自己的价值观视为错误，予以打击，取得美国社会的统治地位。但这种价值观并非真地实现了大一统，不同意“政治正确”的保守派一直存在，且依然数量庞大。他们在“政治正确”的高压下，不敢说话，故而社会上难以听到保守派的声音。这便产生“政治正确”一统江湖的假象。

“政治正确”在奥巴马时代取得许多重大成就。奥巴马颁布总统行政命令，要求公立学校允许学生按自己的“心理性别认定”选择厕所，通过了医保法案，推动达成《巴黎气候条约》，在中东问题上疏远以色列、亲近伊斯兰世界，以总统行政命令强行颁行伊朗核协议。奥巴马在推动政治正确变现的道路上展现了强大迫力，他的一系列成就使政治正确获得更为美好的发展趋势。

2016年大选期间，正处于这种乐观心理的自由主义者突然听到了川普的声音：反对政治正确!这是几十年来第一位敢于反对政治正确的总统候选人。不难理解，川普的当选不啻为“一夜回到解放前”。

尽管如此，在川普当选的时刻，自由派中仍有人对他抱以希望，希望他和其他政客那样，竞选的时候言辞激烈，就职后将这一切抛诸脑后，回到政治正确的正确轨道;保守派中则有许多人对他十分怀疑，其原因也在于言而有信的政客实在太少，特别是坐在总统大位上的人，不兑现竞选承诺的人占多数。

事实证明，川普的行动方式极不守常规。他就任后发布一个表格，列出竞选承诺的条条款款，让他的支持者在就职一百天时打分。一条一条地兑现竞选承诺，就意味着原来说的那些激烈批评“政治正确”的话，都会落实在行动中。对于自由派来说，这是三十多年来遇到的最大冲击。

川普的行为激发了保守派的斗志，也使所有的建制派(无论左右)均感受到威胁，这增加了斗争的烈度。“政治正确”的幻象于是被戳破，保守主义的价值观获得更多的表达和实现机会。例如，川普四年任上成功提名了220名联邦法官，其中仅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就有三名，这将对今年几十年的价值取向产生重大影响。在这样的斗争中，双方的价值观焦虑都在上升。

何去何从

这种焦虑状态很容易孕育出剧烈的社会冲突。“黑命贵”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弗洛伊德在警察执法中死亡的事件是一个导火索，但这个导火索并非那么理直气壮。弗洛伊德有长期的吸毒史，曾因入室抢劫而被判罪入狱。考虑到这些因素，人们应该会想到死因调查的重要性。但是，自由派的价值观焦虑如箭在弦，他们不顾疫情之下的社区封锁命令而走上街头。

民主党对街头运动的打砸抢烧等暴力行为视而不见，却迅速提出了一个新概念：系统性种族主义。这一概念成为此后运动的意识形态指引。另一方面，自由派知识分子和街头活动分子将矛头指向美国历史人物，对美国建国先贤和独立战争以来的历任总统进行政治清算，这其中甚至包括为黑奴解放而献出了生命的林肯总统。

▲ 波特兰市一座被毁的林肯雕像

川普此时以保守派的斗士形象而出场，在价值观上针锋相对地维护美国的历史人物和美国的国家史，在“法律与秩序”的口号下派出执法部队。

7月3日晚，正值美国独立日前夜，川普在刻有四位美国总统巨幅石雕像的拉什莫尔山(总统山)发表演讲，指左翼正在发动一场“文化革命”，呼吁美国人起来反对这场“左翼文化革命”，捍卫美国的文化传统。在7月8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川普说“美国正处于文化战争”中。事实上，早在2017年访问欧洲时，川普即提出重构西方的文化主体性，这一主张也正是自由派的“多元文化主义”所反对的。

黑命贵运动是在价值观焦虑状态下的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战斗的一方可以“自由主义”的标签名之，另一方则是保守主义。四年来，美国各方面的政策争论都受到价值观冲突的影响，几乎每一项国内议题都以价值观划界。因此，这场突然降临的冲突可说是美国的一场文化内战。

如果没有川普，这一切也许不会发生，“政治正确”大一统幻象继续存在，美国社会至少看起来是一个整体，而不是现在这么撕裂。但是，既然是幻象，就不是真实。类似奥巴马厕所令那样的措施会在幻象下更多地涌现，中产阶层的缩小和个人收入的两极分化会持续下去，保守派的反击是迟早要出现的事件。

我们向何处去?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文化中的人，每到关键时候，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意识。无论是掩耳盗铃式的“大一统”，还是针锋相对的“撕裂”，问题都是一样的。一个不能面对问题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我们当然不能代替美国人来思考问题，但是美国的文化内战，实际上提出全人类都应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虽然自由主义宣称自己的观念天然正确，但事实上也是一种信仰，无论怎样用科学来包装，也无法掩盖其中的迷信成分。保守主义包含一部分宗教信仰者，但也包含人类几千年文明史所积累的生存经验。

人类需要进步，但也需要避免走向虚无，前者是自由主义的长处，后者是保守主义的长处。现实的困难在于，两种价值观(其中特别是左翼)如何学会尊重对手，如何放弃致命的自负?这是关乎人类未来的大事。

自由主义的某些倾向已经产生严重危害，如：把人的欲望过分地合理化，将之视为人的解放;把平等过多地理解为结果平等，搞平均主义，为了平等而压制自由言论;把文化多元性的好处过度地夸大，无视其灾难性后果与惨痛的历史教训，反对文化主体性与民族国家。

相比于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更需要反省，当前的问题也源于自由主义的极端化和教条化，保守主义的兴起只是一种触底反弹，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一种纠偏力量。

由于过度的价值观焦虑，许多科学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最终成为价值观问题。

例如新冠疫情中，一些早期用药的治疗方案，因为得到川普的支持，所以自由派坚决反对。自由派宁愿等死，也坚决不采用这些冶疗方案，甚至不允许别人采用。这一态度直接导致民主党控制的州的死亡率偏高。那些宣称川普有精神病的医生、精神病学者、心理学者，没有一个真正对他进行过医学诊断，川普也没有接受过他们的医学诊断。这对于以科学文明自诩的西方文明来说，简直是一种讽刺。

信仰者的自负也使以政治为职业的建制派找到谋求利益的方法。理论上来说，他们完全可以用价值观来赢得社会支持，在高度自负的价值观掩护下，安全地与资本相勾结，把政治支持变成可以赚钱的资本。由于他们有巨大的社会支持，再加上调查本身的难度，因而任何揭露都有办法掩盖与抹去。从拜登家族的疑似腐败案来看，这一理论推论或许不仅仅是理论推论。身处这种利益状态中的政客，难以成为改革者、反思者，为了利益，他们只能顺从价值观春药。

这些都是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关系着全人类的未来。

（编辑略有删节）

来源时间：2020/12/9   发布时间：202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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