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剑: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节选六)

 荣剑: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节选六)

尼克松访华:美国再次拥有中国?

1971年7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讲话只持续了三分半钟时间,却向全世界公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这次讲话被认为是20世纪最出人意料的外交新闻之一,亦是美国政府对华采取主动的最出人意料的历史事件之一,中美两国自1949年以来进行的长达22年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冲突,似乎在一夜之间得以化解,至少在尼克松总统看来,“我们在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努力中有了重大进展”。1

尼克松在共和党内被公认为是一位坚定的反共分子,按照玛格丽特·麦克米兰的说法,他“是通过诉诸恐共心理而登上总统大位的”。自1946年他与民主党自由派人士竞逐众议院席次开始,便严词贬抑竞争对手对共产主义的立场太过软弱,竭力将自己扮演成反共斗士的形象。通过这样的竞选策略,“美国人听信他叮嘱再三的严词示警,相信共产主义对美国和美国社会的威胁。”2尼克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说过:“我一生从不怀疑共产党人所说的这句话:他们的目标是要置全世界于共产主义控制之下。同样,我也从未忘掉惠特克·钱伯斯的令人寒心的讲话,他说在他放弃共产主义思想时,有一种离开了胜利者一方的感觉。”3但是,尼克松强调自己不同于那些认为与共产党人打交道就意味着在意识形态上承认他们的哲学和制度的反共分子,坚决主张“我们能够而且必须跟共产党国家交往”,他相信并遵循英国19世纪伟大的政治家巴麦尊爵士(Lord Palmerston)提出的格言:“没有永远的盟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唯有利益是永恒。”1967年,尼克松在为《外交季刊》撰写的一篇文章中,首次提出了美国和共产党中国建立关系非常重要这一看法。1968年,尼克松赢得总统大选,他在就职演说中又间接提到了这一点:“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国家无论大小,它们的人民都不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4两个星期之后,他写了一个备忘录给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主张美国政府应竭尽全力探索同中国人改善关系的可能性。从1969年开始,尼克松总统着手认真寻求开始对话的途径;1970年,他向国会提出了第一个外交报告,其中关于中国问题部分是这样开始的: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富有生命力的人民,他们不应该继续孤立于国际大家庭之外……

指导我们同共产党中国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同指导我们对苏政策的原则相似的。美国的政策不大可能很快对中国的行为产生多少影响,更不用说对它的思想观点了。但是,我们采取力所能及的步骤来改善同北京的实际上的关系,这肯定是对我们有益的,同时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5

对于美国总统发出的信号,中共领导人迅速作出反应,中国驻华沙大使在和美国大使的会谈中,建议把两国断断续续持续了数年而毫无结果的谈判搬到北京去进行。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中美两国利用各种渠道进行沟通,包括通过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互相传话。1970年12月18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在北京会见了毛泽东之后向美国传达了重要的信息:主席将乐于同总统会面。1971年2月25日,尼克松总统向国会提出第二份外交政策报告,报告特别强调要对中美人民之间扩大交往的前景持“完全现实主义的态度”,即使北京政府继续把美国说成是“魔鬼”,“凡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我们一定去做。”6同年3月,在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受到了中方发出的去中国访问以便进行几场表演赛的邀请,美国政府立即批准接受邀请,此事后来被称之为“乒乓球外交”——“小球推动了大球”,由此拉开了中美两国正常交往的序幕。5月,尼克松总统认为迈出更大的步子和提议进行总统访问的时候已经到来。7月9日,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博士奉命从巴基斯坦秘密飞往中国,在其后的两天时间里与中方达成了美国总统访华的所有安排,初步讨论了两国间的全部争论焦点的问题。基辛格发现“中国人是坚韧的、理想主义的、狂热的、专心致志的、卓越的,他们并非轻松愉快地意识到安排头号资本主义敌人来访所牵涉到的理论上的矛盾。”他为此提醒总统:“我们对将来不应抱有幻想……这些人具有自己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他们有强烈的信仰,近乎狂热。”一些保守派的共和党人也表达了反对总统访华的意见,认为这是“向国际共产主义投降”;乔治·华莱士则警告总统不要向中共“乞讨、哀求和卑躬屈膝”。7尼克松总统对于即将启程前往中国抱有很高的期待,他将其视为一次在哲学上争取有所发现的旅程,其意义就像以前在地理上发现新大陆的航行一样,既不可预卜,又充满着巨大的机会。因此,当他走下飞机舷梯首先把手伸向周恩来时,他深信自己访问中国的一周,将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尼克松总统访华是否开启了中美关系史上一个新的时代?至少从表面上看,“社会主义魔鬼”(毛的自嘲)与“资本主义魔鬼”(尼克松的自嘲)终于又握手言欢了,这不能不让人再次联想到美国在1949年“失去”了中国之后是否又再次拥有了中国?或者说,如果罗斯福总统在1945年答应并实现毛泽东访问美国的邀请,是否意味着美国根本就不会“失去”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在1972年的《外交》杂志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如果毛当初来到华盛顿》的文章,该文披露了一个以前从未公开过的信息:1945年1月9日,周恩来请在延安工作的战略情报局的老牌特工向美国政府捎信,说毛泽东和他想到美国与罗斯福总统面谈。这条非同寻常的请求只转到了魏特迈将军的美军司令部,却没有转给罗斯福总统,塔奇曼为此深感惋惜:如果是罗斯福而不是尼克松成为第一个和毛泽东握手的美国总统,那战后的世界格局该有怎样的不同啊。8事实上,尼克松总统在访华期间对中共领导人的认识与罗斯福总统具有许多相同之处,对“这些严肃和具有献身精神的人发生了好感”,认为中国人与苏联人不同——“苏联人一本正经地坚持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世界上最大和最好的。中国人几乎念念不忘自我批评,常常向人请教怎样改进自己。”尤其是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个人魅力和睿智,尼克松总统更是赞不绝口,认为毛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对战略概念有伟大的远见”;认为周“是一个有巨大内在力量的极其可爱的人”,“显示了渊博的历史知识”,具有“无与伦比的品格”,“不仅有中国人的细密,而且还有一位世界外交家的广泛经验”。9基辛格同样也是被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个人风采所迷倒,认为“毛泽东是人群中的巨人”,强调总理是他在60年来的公职生涯中遇到过的最有魅力的人。访华期间,尼克松总统观摩到的中国体育运动员和舞蹈演员的表演,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自始至终贯彻了一种巨大的献身精神和专一的目的性”,他由此联想到基辛格的警告:“随着岁月的推移,不仅我们而且各国人民都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才能同中国人民的巨大能力、干劲和纪律性相匹敌。”10

尼克松访华所表现出来的与毛泽东、周恩来大有相见恨晚之势,在基辛格后来撰写的《论中国》(2011年)一书中仍有体现,作者以类似于谢伟思的方式提出美国在中国“是否失去一个机会”时这样写道:“抚今追昔,我们不禁要问:美国是否应该早10年就开始跟中国对话?中国的动乱是否本可以成为两国认真对话的契机?换言之,20世纪60年代,中美是否失去了一个和解的机会?向中国的开放是否应更早一些?”11提出这些问题时,基辛格不是没有认识到在1960年代中美两国根本不可能有和解的机会,因为毛泽东坚决反对赫鲁晓夫提出的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论,与莫斯科打得不可开交,在这个时候,中国绝无可能和头号资本主义敌人言归于好。在基辛格看来,当原本水火不相容的尼克松和毛泽东决定走到一起时,中美两国都陷于国内危机之中,中国被“文革”风暴搞得精疲力竭,美国则因为日益激烈的反越战运动而走向破裂。此外,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成为中美两国改善关系的重要外部条件,中苏交恶在客观上形成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激活了中国传统的“远交近攻”的外交策略,让中美两国领导人共同意识到忘记历史与选择和解是符合两国的战略利益。从这个视角看问题,尼克松总统访华并没有像基辛格所说的那样,“无异于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场革命”,因为它既没有改变世界——只是促使了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重新组合,也没有让美国再次拥有中国——中国仍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国家。尼克松总统的对华政策不过是再次回到了罗斯福总统的起点:与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合作。两者有所不同的是,前者推动美国直接与中国结成某种统一战线来反对它们的共同敌人——苏联,后者则是试图从幕后推动国民党与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来抗击它们的共同敌人——日本。基辛格基于美国现实主义外交理念,对尼克松与毛泽东历史性会面的性质还是作出了清醒的估计:“尼克松尽管是一位坚定不移的反共产主义者,但他认定,地缘政治平衡的迫切性超过了意识形态纯洁性的需要,这一认识与他的中国同行不谋而合。”12在他的心目中,尼克松和毛泽东都是现实主义外交大师,他们绝不会被既定的意识形态牵着鼻子走。 

从美国国内对尼克松访华的反应来看,尽管有来自于不同思想阵营和党派的批评——理想主义者批评尼克松按照地缘政治原则推行外交政策而完全放弃了美国的价值观,保守主义者批评尼克松恢复与红色中国的交往是在共产主义对西方文明的挑战面前畏缩退让,但是,社会公众和主流媒体还是普遍欢迎美国总统主动访问中国。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民意调查显示,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在所有被调查的国家中支持率是最低的,比苏联、古巴甚至北越的支持率还要低。1968年,支持中国的美国人仅有5%,五年之后就上升到49%,比苏联要高出15个百分点。13这一惊人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尼克松总统访华带来的,包括基辛格博士秘密访问中国的传奇般故事,也极大地激发了公众对神秘的红色中国的政治想象,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尼克松打“中国牌”是多么高明的外交策略,它至少让美国拥有一个潜在的同盟者,有助于提升美国抗衡苏联的主动地位和力量。

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蜜月期,虽然两国关系如基辛格所概括的那样,并非有见诸文献的正式的相互保证,亦没有以各种非正式协议为基础的默契性约定,但基于两国最高领导人长达数小时对话所达成的相互理解,中美两国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准联盟关系”。在完成了这项前所未有的外交突破之后,从白宫、国务院到国会,政客们突然发现美国政府内部已经没有什么人在研究中国问题了,原来那批以谢伟思、戴维斯为核心的“中国通”们早已被麦卡锡主义驱除出国务院,现在是重新倾听他们声音的时候了,同时也是为他们作出彻底政治平反的时候了。1973年1月30日,美国外交协会举办一个大型集会,协会主席威廉·哈罗普在请柬中这样写道:

“总统的北京之行和他所开辟的中美关系的新时代,使人们注意到从1942年到1945年在中国工作的驻外处的同行们所写的许多报告的预见性。

历史学家赞扬在那个动乱时期驻在重庆使馆以及中国其他地方的外交官们所作分析的洞察力和直截了当。他们所报告的事不为国内所欢迎。许多这样的外交官在国内遭到粗暴的批评,不能继续他们的事业。

美国外交协会将于1973年1月30日(星期二)中午在国务院八楼举行午餐会,宴请四十年代初期在中国由于如实地报告情况而表现了他们的职业尊严和诚实正直的外交官……。”14

在这次特别午餐会上,轮到谢伟思发言时,全场人员起立为他长时间热烈鼓掌,以表示对他的尊重,承认他是美国的国家英雄和推动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先知。许多报纸就这次午餐会发表评论,《纽约时报》的文章说:“这实际上是为‘老中国通们’平反洗雪的最后一个步骤,这些‘老中国通们’的前程之所以被断送或被玷污,都只因为他们准确无误地预言了中国共产党人将会战胜蒋介石无能的国民党政府。”文章最后还提醒人们:“谁要是以为‘老中国通们’在战后时期遇到的事情今后决不会重演,那就太天真了。”15在这个时刻,众多公共媒体似乎恍然大悟,共产党中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封锁对共产党中国的真实报道。

在中美重新友好的舆论氛围中,谢伟思可以理直气壮地将他的战时报告以《在中国失去机会》为书名正式出版,该书将美国“失去中国”改写成“在中国失去机会”,以这个视角来看待尼克松总统访华,美国不能再在中国失去机会的警示意义就显得不言而喻。1976年,周恩来去世,谢伟思在《洛杉矶时报》上发表纪念文章,文章称:“周恩来和毛泽东传递给我们的权威认识的重要意义,并没有被罗斯福总统和美国的决策者们所认同……相反,罗斯福和斯大林却发现他们对中国的不切实际的看法不谋而合,于是,美国签了《雅尔塔协定》。”这一协定在谢伟思看来,使中国内战不可避免,将美国和蒋介石牢牢地绑在一起,继而“决定了此后27年间美中关系的痛苦历程。”16

1978年,中美正式建交,谢伟思在一次聚会上深情地回忆起毛泽东对他所说的话:中美最终要建立友好关系。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是否意味着中美两国持续了数十年的恩怨情仇可以就此了结了?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和一个资本主义的美国是否就可以从此携手共创世界和平?尼克松总统曾从中国人民“既守纪律又激动得近乎狂热的令人生畏的景象”中,证实了自己的一个信念:“我们必须在今后几十年内在中国还在学习发展它的国家力量和潜力的时候,搞好同中国的关系,否则我们总有一天要面对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强大敌人。”17这等愿望对美国人民来说是何等的现实,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态度又是何等的真诚!问题是,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在中国强大起来之后,中国难道就不会成为美国最可怕的强大敌人

本文注释:

 1 [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下),伍仁等译,天地出版社,2019年,第575页。

2 [加]玛格雷特·沃里斯:《当尼克松遇上毛泽东:改变世界的一周》,温洽溢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页。

3 [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上),第368页。

4 [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下),第575页。

5 同上书,第576页。

6 参阅同上书,第579页。

7 参阅同上书,第585-586页。

8 参阅[美]琳·乔伊纳:《为中国蒙难——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第106页。

9 [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下),第603页。

10同上书,第603页。

11[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第189-190页。

12[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第400页。

13参阅[美]T·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森:《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第264页。

14转引自[美]伊·卡恩:《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第380页。

15参阅同上书,第390页。

16参阅[美]琳·乔伊纳:《为中国蒙难——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第322页。

17[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下),第6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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