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剑：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节选四）

谢伟思的反思：在中国失去的机会

在美国国务院被麦卡锡指控“亲共”的外交官名单中，约翰·谢伟思并非居于第一位置——这一位置被拉铁摩尔占据了，但就个人对罗斯福政府和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产生直接而重大的影响而言，谢伟思无疑居于首要位置，他提供的关于中共的调查报告是民主党的两届政府主张“联共”和建立“联合政府”的主要依据，而他对国民党的腐败指控则促使美国政府在最后关头决定放弃大规模军事支援蒋介石政府。因此，“他在‘丢失中国的人’的名单上始终名列前茅”，也是“所有老中国通中被搞得最臭的”一个。1 他由此被传记作家琳·乔伊纳称之为“为中国蒙难”的美国外交官，一个遭遇麦卡锡主义迫害的主要受害者。

1951年12月13日，谢伟思在正式被赶出国务院之后，不得不去一家制造蒸汽疏水阀的公司打零工，后来负责该公司的出口业务，起步年薪是9000美元，比他干外交官挣的工资少了1/5多。在为这家公司工作期间，他遭遇了很大的政治歧视，一家保险公司以麦卡锡对他的忠诚指控而拒绝了他的租房申请。为了恢复自己的政治名誉和经济待遇，谢伟思于1952年10月31日委托律师对美国政府官员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法院判决国务院忠诚审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无效，从档案记录中删除有关谢伟思个人安全问题的叙述，恢复其工作并补发全部工资。此案审理持续了近三年时间，到1955年终于有了突破，华盛顿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裁定：忠诚审查委员会的行为是违法的，责令所有政府档案记录撤除该委员会对他“忠诚可疑”所做的结论，但是，并没有责令国务院为谢伟思复职，法官认为“国务卿依据《麦卡伦法案》赋予的自由裁量权将其开除属于合法行为”。谢伟思不服这一判决，上诉到最高法院要求终审裁定。1957年6月17日，美国最高法院以八票对零票裁决：恢复谢伟思1951年12月13日被艾奇逊开除时的职务。根据这个裁决，谢伟思回到国务院，因他的安全审批决定还在法院审理中，他只能在一个叫作运输管理处的机构工作，主要职责是为国务院驻世界各地的外交人员运送家具及办公用品。1958年，安全办公室主任贝利（Tomlin Bailey）提交了谢伟思的安全审查报告，认为谢伟思与左派、共产党接触，的确是受了影响：“他的判断力低下，但是并无意出卖国家安全利益。”贝利的结论是：“我也不认为他的行为对国家安全造成了损害。”贝利的上司罗德里克·奥康纳（Roderick O’Connor）却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共产党‘利用’谢伟思等人进一步实现其在中国的野心，而时至今日，（谢伟思）对他被共产党‘利用’的程度要么是认识不清，要么是不愿承认。”如果谢伟思的安检被评过关，那是对现行安全条例、法规的“嘲讽”，只会让人“对之前一整套裁决的正确性产生质疑。”因此，他建议立即停止谢伟思的工作。1959年8月11日，国务院负责行政事务的副国务卿洛伊·亨德森向谢伟思签发了安全许可，他在一份长篇备忘录里驳回了奥康纳的结论，强调谢伟思没有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故意泄露机密信息。2至此，在经历了长达8年的博弈之后，谢伟思终于通过了国务院的安全忠诚审查，可以重返外交官岗位。几个月后，国务院派谢伟思去英国主持美国驻利物浦的领事馆，但没有相应的头衔和薪酬等级，他成了一个非正式的总领事。因为谢伟思仍然面临着一些国会议员的质疑，国务院对他的留用仍然有内部的限制性规定——不能正常晋职。他的忠诚审查通过了，国家对他的政治信任却并没有得到相应恢复。

1962年，谢伟思心有不甘地从国务院驻外事务处提前退休，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研究生，两年后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他当了教师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共产主义中国研究资料图书馆办成了世界上最好的资料室”，他又重操旧业，研究“魅力无尽又十分重要的中国问题”。3谢伟思的学术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他在中国长期工作的经验，加上出色的研究能力和精通汉语，让他迅速在伯克利分校成为一个新的学术明星。1969年，该校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决定把谢伟思提升到非学术的最高一级——正式专家，这个职务相当于一个正教授。费正清特地为他向中心主任查默斯·约翰逊写了证明信：“我想向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推荐，但是我料想你会要他呆在伯克利。我私下却把他列入全国性的人才与文化上的英勇战士的一级。” 这项任命通过后，谢伟思对一个朋友说：“用中国话来说，我是得到一点面子了。”4费正清后来在其回忆录中夸赞谢伟思“在各个领域都是全能的人才”，进而认为“一些激进人士声称麦卡锡的年代毁掉了中国问题学术研究，击垮了我们的意志，使我们统统闭嘴。对此我持怀疑态度，中国问题专家并不是自发存在的公关人士，而是在有公共需求才出现的产物。”5他这么说就是要强调，以谢伟思为代表——当然也包括他自己——的中国问题研究的重要性是不会被时代埋没的。

谢伟思在政治上获得了平反，从地区法院到最高法院的裁决证明了他并非如麦卡锡主义者所指控的那样，是国务院系统中的“亲共”分子。但是，恢复了他的政治清白的身份并没有阻挡人们继续追问，他关于中共的研究报告究竟应该为美国“失去”中国承当何种政治责任。1970年年初，美国政府印刷局印发了伊斯兰特内部安全小组委员会写的题为《美亚文件——中国灾难的线索》的报告，厚厚两大卷本，长达两千页，其宣传页的介绍语是：“这份文件读来像一部谍战小说，但比间谍小说更引人入胜，因为内容是真人实事。这套文件收录了几百份官方文件，其中许多为首次公开，它们充分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几个月美国政府在远东政策上犯下的悲剧性错误……文件均为官方报告，写于1943年至1945年间，主笔是六名被捕嫌犯之一的约翰·谢伟思。”6报告重提发生在1945年的“美亚”案，7达拉斯大学的安东尼·库比克博士（Anthony Kubek）作为报告编辑，在其长达113页的引言里写道：谢伟思“在离奇的政府文件失窃案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与文件被窃这一事实相较，文件内容作为历史记录的意义也许更为重要，因为它预见并赞成中国落入共产主义之手”。8

面对来自库比克报告的挑战，谢伟思决定反击，他不是向法院控告库比克诽谤，而是用了两个月时间撰写了一部题为《美亚文件：美中关系史上的若干问题》的著作。伯克利分校中国问题研究中心支持出版此书，中心主任约翰逊在该书前言中对库比克报告提出严厉批评：“学风可耻……一看便知是出于宣传动机”，认为在谢伟思问题上，“美国重演了古代的波斯将领斩杀带来坏消息的信使的悲剧”，特别强调谢伟思的书是“不可不读的指南”，后世的历史学家一定从“他的前瞻之明、后见之清”中得到教益。9谢伟思决定动笔，从个人角度把文件涉及的那段时期发生的事情叙述一遍，是因为在他看来，库比克报告“除了没有抬举我当丢掉中国的主要责任人之外，直挺挺回归了赫尔利和麦卡锡时代”，“在不能提供丝毫新证据或新情况的条件下，随随便便就否定了一系列裁定的有效性……这些裁定是多年来由众多机构——包括评审小组、大陪审团、委员会，以及个人依据其掌握的全部材料，认真做出的。”10谢伟思引证历史记录，为自己提出的主要辩护意见是：美国战时对华政策是“尽一切可能支持蒋介石委员长的中央政府”，但并不是无条件的；从罗斯福总统到赫尔利大使，都曾经相信国共两党领导人通过政治协商解决争端不是什么难事，因为两党的目标实质上是一致的；后来赫尔利违背了罗斯福的“联共”和建立“联合政府”的对华政策，转而将“大使馆和国务院提出的直接同共产党进行军事合作的建议”搁置一边。正是赫尔利的不听劝告和固执己见，使美中双方一次次失去高贵的时间和机遇。谢伟思假设：如果美国按计划与毛泽东的力量合作，在1945年初送去物质，派教官、情报员、爆破专家和无线通讯小队，同游击队并肩作战，那么日本战败投降一定是另外一个样子，美中关系就会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而这个基础远比现在的更现实、更有利；或许就打不起内战，即便真的打内战，很可能也是短暂的，破坏力要小很多；美国“肯定不得不放弃家长式的、指教人的态度，即按照我们的意愿来塑造中国，但大概不会和倔犟自力的、民族主义的毛泽东弄得不共戴天，世界也不会那么复杂。”11因此，在谢伟思看来，美国对华政策的问题不是美国“失去”了中国，而是美国在中国失掉了“时间”和“机遇”：

“失去的时间就是战争结束之前，也是最关键的那10个月僵局。失去的机遇就是寻求更实际的避开内战、消解内战的办法，维持我们同中共的关系，即便不能如愿以偿地做好朋友、同盟军，起码比树为仇敌要好吧。”12

为了更加充分地阐述美国在中国失掉的机会，谢伟思在1974年将他的战时报告整理成书，题名为《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谢伟思电文稿汇编》（Lost Chance in China:The World War ll Despatches of John S.Service），交由著名的兰登书屋出版，该书编辑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序言中突出强调了“约翰·谢伟思的报告对40年代中国国、共两党地区的情况从深度和广度上做了最详尽的论述”，他引用曾经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高思的话说，谢伟思是“我国政府关于中国共产主义的权威”。重新发表他的报告是基于两点理由，一是“它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敏锐而有教养的观察员所亲眼看到的战时中国的一幅生动画面。画面之广令人惊叹，从农民生活的困苦到重庆的流言蜚语，共产党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毛泽东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的最清楚而清晰的谈话，以及他对中美关系的未来的希望。这是在东方转向赤化的紧要关头有关中国的生动的、第一手的观察。”二是这些报告和政策建议暗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并不一定要直接导致中美之间的一场冷战，“华盛顿的决策者哪怕仅仅是认识到国民党的致命弱点，认识到中国共产党还在成长的力量和她明显希望在战后避免同美国发生冲突，那么，中美敌对的年代就可能避免了。”13这位编辑甚至认为，如果谢伟思的报告在当时全部转化为美国的对华政策，那么，不是尼克松总统1972年去北京，而是早在20年之前，艾森豪威尔可能就去了那里（而不是去朝鲜）。

谢伟思之所以在1972年与库比克就美国二战期间的对华政策进行论战，并在1974年向美国公众公开披露他的战时报告，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美关系再次出现了重大变化。1972年 2月28日，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上海公报》，美国政府在公报中明确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承诺将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中美建交只差最后一步。中美关系的改善迅速改变了中苏决裂之后所形成的美、苏、中三大国的地缘政治关系，中国再度成为美国的潜在盟友，而苏联则成了中美两国的共同敌人。在此形势下，谢伟思公开发表的战时报告不再被人们认为是“亲共”的证据和记录，毋宁被认为是美中早该建立一种战略性合作关系的先知般预言，他本人也被视为是缓和美中关系的先驱性人物。1971年7月15日，中美两国政府共同发表《中美联合公报》后不到一周，美国国会邀请谢伟思到国会山就中国问题作证，第二天的报纸和电视对几个参会证人做了报道，称谢伟思、戴维斯和一个“挨整的老中国通费正清”，都是“麦卡锡时代追究‘失去中国’运动的牺牲品”，如今在“销声匿迹了25年之后”又回到公众的视野。谢伟思自称这是“大转机”的开始。14中共领导人也没有忘记谢伟思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周恩来总理通过《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向他发出访华邀请。于是，谢伟思在1971年9月26日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访华期间，周恩来总理接见了谢伟思夫妇，在近三个小时的对话中，周恩来对谢伟思所经历的艰难时刻表示关切，同时问候了他们的共同朋友——包瑞德、约翰·戴维斯、约翰·埃默森、约翰·文森特，并且向他们发出了访华的邀请。谢伟思回国后根据这次会谈纪要整理出一份11页的报告，及时寄给了国务院，他再一次履行了作为一个职业外交官的职责。 

1972年2月20日，尼克松总统抵达北京，他在机场和周恩来总理握手的照片，象征着中美两国在敌对了23年之后终于和解了，这个重大的历史性事件在某种意义上也为谢伟思撰写的战时报告提供了正当性背书，他曾经扼腕叹息的美国在中国失掉的机会是不是又重新来到了美国？历史是不是又重新证明了他的战时报告就是对中共的正确认识而不是误判？不管如何理解，谢伟思历经磨难之后终于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高光时刻，前所未有地站到了一个道德制高点，正如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对他所言：“从前的叛徒变成了民族英雄。如果当初美国接受了你在1945年写的报告……那这个世界会免去多少麻烦和痛苦啊。40年代，你是叛徒；70年代，你是爱国者和先知。”15这位《纽约时报》的戏剧评论员认为，谢伟思是活着享受了这部戏剧的高潮。

本文注释：

1 参阅[美]伊·卡恩：《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第4页。

2 参阅[美]琳·乔伊纳：《为中国蒙难——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第308-309页。

3 参阅同上书，第312页。

4 转引自[美]伊·卡恩：《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第356页。

5 [美]费正清：《费正清中国回忆录》，第348-349页。

6 转引自[美]琳·乔伊纳：《为中国蒙难——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第313-314页。

7 1945年1月，菲立浦·贾菲主编的《美亚》杂志（具有明显的亲共色彩）刊登了一篇英国对泰国政策的文章，因该文与战略情报局提交的文件高度雷同，被南亚办公室主任肯尼斯·威尔斯举报到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随之展开对美亚杂志的秘密调查，后从《美亚》杂志办公室查获了几百份政府文件，其中包括谢伟思向菲立浦·贾菲提供的十几份由他撰写的关于延安的调查报告，谢伟思因此被捕，同时被捕的除了了贾菲，还有另外两名国务院官员和美亚杂志的两名记者。该案经审理，陪审团投票决定对贾菲等三名被告提出控诉，决定对以下三人不予起诉：《美亚》杂志副主编凯特·米切尔、自由记者马克·盖恩，还有外交官约翰·谢伟思——谢伟思是20位陪审员全票通过不予起诉的唯一被告。参阅同上书，第178页。

8 参阅同上书，第314页。安东尼·库比克在1963年就开始挑战谢伟思，发表了题为《远东是怎样丢掉的：论美国的政策和共产党中国的建立（1941—1949）》一书，该书认为“某些美国官员和外交官苦心孤诣地篡夺了制订美国对国民党中国政策的权力”，以及“亨利·华莱士是轻信左翼诡计的牺牲品，他在重庆时，就曾被戴维斯—谢伟思集团所利用。”参阅[美]伊·卡恩：《美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第368页。

9 参阅[美]琳·乔伊纳：《为中国蒙难——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第314页。

10转引自[美]琳·乔伊纳：《为中国蒙难——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第316页。

11参阅[美]琳·乔伊纳：《为中国蒙难——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第316页。

12同上书，第316页。

13[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序言，第8-9页。

14参阅[美]琳·乔伊纳：《为中国蒙难——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第317页。

15转引自同上书，第3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