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德公司重磅报告：稳定中美竞争关系 避免军事冲突
【编者按：兰德公司10月14日发表了《稳定中美竞争关系》（Stabilizing the U.S.-China Rivalry）的报告。该报告被中国著名的媒体评论人士胡锡进注意到，他说这是美国精英开始对中美关系战略性转向的思考，即由原来激烈的竞争到该报告所建议的“共存”。“美国必须采取措施遏制中国最具威胁性的野心，维护自身利益。然而，与此同时，美国也必须像冷战时期那样，努力防止这种竞争滑向极端和危险的紧张状态。因为一场完全失控的竞争将带来巨大风险，因此，在竞争中建立稳定的均势，对美国的长期利益而言，与提高竞争力同样关键，”这篇报告写道。我们把该报告的主要发现和推荐意见，以及引言和“稳定危险竞争的紧迫需要”部分翻译发表出来，供读者参考。】
主要发现（Key Findings）
有几项总体原则可为稳定激烈竞争提供指导：
- 双方应承认，某种程度的“共存模式”（modus vivendi）必然是双边关系的一部分。
- 双方应承认对方政治体制的基本合法性。
- 在具体议题领域——尤其是双方存在争议的领域——双方应努力制定一套共同认可的规则、规范、机制和工具，使该领域在一段时间内（例如三到五年）保持相对稳定的“共存状态”。
- 双方应保持克制，在发展某些能力时避免直接削弱对方威慑与防御能力的行为，以免对对方本土安全造成生存性威胁。
- 双方应认可一份基本的、共同的世界政治组织原则愿景清单，为双方达成的现状提供最基本的共识基础。
- 建立相应机制与制度——包括长期的个人关系、物理通信渠道、危机与高风险情境中的交往规范与操作规则——以便在紧张局势中起到缓和作用，或帮助关系恢复至稳定均衡状态。
政策建议（Recommendations）
六项综合性举措可帮助降低中美竞争的激烈程度：
- 明确美国在竞争中的目标，通过措辞明确拒绝“绝对胜利”的思维，并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
- 重建高层官员之间的多条可信沟通渠道。
- 改进危机管理机制——包括沟通链路与协议——以便双方在突发事件中更好地协调应对。
- 寻求新的具体协议——结合公开的正式协定与私下的谅解——以限制中美之间的网络竞争。
- 宣布双方互相承认战略核威慑的有效性，并承诺放弃会削弱对方核威慑能力的相关技术或战略学说。
- 在共同关切或人道议题上，寻求适度的合作项目。
- 引言
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涵盖经济、科技、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多重领域——已成为双方最重要的国家安全关切。这场竞争正在成为21世纪初世界政治的支点，是其他国际事件和国家决策所围绕的核心动态。这种竞争带来了诸多风险，不仅对中美两国，也对整个国际社会构成威胁——包括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经济战与政治颠覆的风险；同时也可能破坏全球在气候变化与人工智能（AI）等议题上达成共识的潜力。
在美方的政策取向上，过去30年来以“在共同国际框架下寻求接触与共存”为特征的政策重点已基本终结。如今，美国政策——正如学者哈·布兰兹（Hal Brands）所言——“聚焦于惩罚北京的修正主义行为”。与此同时，“今天的中国政府不仅没有为缓和关系做准备，反而在囤积粮食和燃料，加紧武器生产，并采取一系列行动，似乎表明它可能正在为战争做准备。”
中美双方都在贸易、科技、外交、出口管制、军事部署与网络行动等多个领域采取广泛行动，旨在破坏对方的战略与利益。
中国的一些目标与美国利益相冲突。北京当前的治理模式若在国际上推广，可能威胁到美国国内外的价值观。中国正在多个科技研发领域追求主导地位，这种追求可能削弱美国多个产业的竞争力——如太阳能电池和电池产业已经出现类似情况——并使美国在经济与技术上依赖其最大竞争对手。
美国必须采取措施遏制中国最具威胁性的野心，维护自身利益。然而，与此同时，美国也必须像冷战时期那样，努力防止这种竞争滑向极端和危险的紧张状态。因为一场完全失控的竞争将带来巨大风险，因此，在竞争中建立稳定的均势，对美国的长期利益而言，与提高竞争力同样关键。
- 稳定危险竞争的紧迫需要
因此，缓和这种竞争已成为美国、中国乃至更广泛国际社会的关键目标。然而，正如冷战时期一样，一个尖锐的争论也随之出现：通过高层政治保证与承诺、行为规范、竞争护栏、高官之间深厚的信任关系、在特定议题上的合作，以及其他地缘战略均势的要素来稳定这种竞争——是否真的可能？
一些怀疑者强调大国之间严重双边竞争的“自然轨迹”，认为这种竞争极难被控制，且某些特定因素（如权力转移）会带来极高的战争风险。另一些低估稳定竞争可能性的人则聚焦于中国的野心，认为当前的中国政权与以往那些好战的修正主义国家一样，并无意追求和平共存。
无论哪种观点，一些观察者认为强调妥协与稳定可能被视为软弱。前美国国会议员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就指出，与其遏制中国，不断寻求与北京对话的努力反而有风险，“可能营造出一种纵容环境，助长习近平的征服欲望，并最终引发战争。”
我们如今看到的，某种程度上正是冷战时期关于“缓和政策”（détente）争论的重演。在美苏竞争的过程中，美国历任总统（有的甚至早于20世纪70年代“缓和政策”的典型阶段）都曾试图为竞争关系带来可预测性与相互克制——部分是为了降低战争风险，但也有其他考量，例如：向盟友与伙伴传递美国负责任的信号，减少防务与外交负担，应对国内反对声音等。批评者当时乃至此后都将这些努力视为愚蠢甚至危险的行为。他们认为，对于一个意识形态上不可调和、敌意深重且可能冒险的政府（如当年的苏联），美国唯一合适的战略就是尽可能提高施压力度，让对手承受最大限度的地缘政治与经济压力。
我们开展本研究时持有截然不同的假设：即使是激烈的持续竞争，也不仅可以被稳定下来，而且这种稳定对双方都有利——事实上，如果要避免冲突，这一点至关重要。
兰德项目组成员以及其他美国参与者深知中国的一些敌对、掠夺性甚至带有侵略性的行为，并认为美国必须坚定地应对各种形式的欺凌与操纵。我们认真对待与中国治理体系相关的规范性问题，以及北京有时试图在海外输出思想控制与言论限制的做法。同时，我们也认识到，中国官员认为美国强调民主是为了破坏其体制，且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某些存在被视为遏制中国力量的手段。
这些事实的一个重要含义是：这场竞争并非某种“宏大的误会”，并不会因为双方更好地理解对方而自然化解。中国的一些目标及其实现方式，对于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而言，都是不可接受的。美国——在本项目参与者看来理所当然——决心维护关键国际规范，并继续在亚太地区发挥安全平衡者的作用；而中国则视此为对其正当利益与国际地位的无理干涉。中美双方在若干核心利益上存在冲突，并且彼此之间充满深度的不信任，甚至时常演化为偏执。
我们此次研究的重点并非如何“超越或化解”这种地缘政治竞争的根本分歧。以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激进的设想根本不现实——两国在世界观上的差异与相互猜疑已深入骨髓。我们正在目睹一个危险事实的恶化表现：一种近乎偏执的极端不信任正深深根植于当下的中美关系之中。
因此，我们并未假设此时可以制定出一个全面的“共存议程”，把竞争转化为温和的常态竞争。相反，我们的分析目标更为有限——即评估在激烈竞争的背景下，是否仍有可能在若干具体议题领域找到有限的“稳定机制”。
本研究旨在探索在明显存在分歧与潜在冲突的领域中，建立某种“共存模式”（modus vivendi）的要素。许多观察者建议中美应在气候变化、疫情防控、防扩散等共同关切议题上开展合作，以缓解竞争关系。但如果整体关系陷入敌意与对抗，这类努力将被严重削弱；况且中国似乎对在这些领域进行真正合作兴趣有限，至少没有达到能产生显著地缘政治影响的程度。
如果华盛顿与北京无法在双边关系中的若干重大争议领域实现一定程度的稳定，那么两国关系可能会进一步滑向彻底的“零和思维”，甚至走向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