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

孙太一:深圳不是“雅尔塔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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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2月,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仍带着冬日的寒意。丘吉尔裹着厚大衣,罗斯福披着深色斗篷,斯大林身着军装,三人并排坐在庭院里,身后站着各自的外交与军事高官。这三位同盟国领导人在此商议的不仅是如何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未来的世界秩序,以及各自能够获得什么。

八十一年后,中、美、俄三国元首即将于11月19日在深圳举行历史性的三方峰会。最近,一些专家学者也偶尔开始把此次会晤称作“雅尔塔2.0”。当然,深圳峰会虽然存在雅尔塔的某些影子,其场景、博弈内容与历史意义却很可能完全不同。

三十一年,从共同合影到同桌谈判

三方峰会本身就具有开创性意义。

1995年,江泽民、克林顿和叶利钦曾共同出现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的大合影中。此后三十一年,三国领导人虽然多次出席同一场国际会议,却始终没有举行过专门的三方元首峰会。即使2000年9月江泽民、克林顿和普京在纽约参加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峰会,也有英国和法国共同参与。从三十一年前的同框合影,到今天终于以专为三方而设的同桌会晤,本身便是国际外交史上的突破。

深圳与雅尔塔最有趣的相似之处,在于三国都有希望结束某些战争的现实动机,也都有让其他大国承认或容忍自身势力范围的战略诉求。

1945年,罗斯福希望苏联尽早加入对日作战,避免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付出更多代价(当然因为后来美国在日本用了原子弹,所以最终并不需要苏联了),同时争取苏联支持成立联合国。斯大林则以此为筹码,获得了《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所承诺的利益,包括维持外蒙古现状、获得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以及在中国东北的港口和铁路取得特殊权益。这些都是在以战争合作换取势力范围和战略利益的结果。

今天的俄罗斯,最希望解决的是乌克兰战争,但前提是能够巩固其对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四州的领土主张,同时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甚至进一步融入欧盟。普京显然希望美方能够理解、乃至默许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利益。

美国同样有重新划定势力范围的倾向。特朗普政府的“唐罗主义”,便强调美国对西半球的主导权,希望减少中国和俄罗斯在拉丁美洲的影响。这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孤立主义,也不意味着美国继续无差别地充当“世界警察”,而是更加注重根据自身利益和成本,有选择地介入国际事务。与此同时,特朗普也希望借助中国和俄罗斯的影响力,促成伊朗战争降温乃至结束,从而缓解能源价格和国内政治压力,并为自己争取重要的外交遗产。

作为东道主的中国,同样希望其他两国尊重自身的地区战略利益。对美国,中国希望减少其在印太的军事和战略压力;对俄罗斯,中国希望其充分理解北京通过“一带一路”、贸易和基础设施建设在中亚不断扩大的经济影响力,同时避免莫斯科借助近年来强化的俄朝关系,进一步争夺对朝鲜的影响力。而台湾问题始终是北京最重要的核心利益之一。中国希望最终解决国共内战遗留的统一问题,自然也希望美国能够减少在这一问题上的阻碍。

由此可见,三方皆有希望解决的战争或长期冲突,也有各自试图想让他国尊重相关边界的信号。倘若领导人在私下讨论中试探某种利益交换,甚至相互容忍对方的部分战略诉求,也并不令人意外。

但深圳终究不是雅尔塔

两次峰会最大的区别,首先在于三方关系的性质。

1945年的美英苏是共同作战的同盟国,有明确的共同敌人,也能够通过对日作战、战后安排等议题交换利益。今天的中美俄却是关系复杂的战略竞争者,甚至在许多问题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利益冲突。

美国不太可能仅仅为了让中国减少在拉美的影响力,就轻易放弃其在西太平洋的军事优势;俄罗斯也未必愿意为了获得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支持,就主动让出其在中亚和朝鲜半岛的传统影响力。三方都希望别人尊重自己的势力范围,却未必愿意同等程度地尊重别人的势力范围。这便是潜在利益交换面临的根本障碍。

其次,今天的国际体系已不再是1945年。雅尔塔会议甚至可以在中国缺席的情况下,就中国东北和外蒙古的相关安排达成协议。如今,乌克兰、欧洲国家、拉美国家以及印太地区的美国盟友,都拥有相当程度的自主外交能力。即使三国领导人私下形成某些默契,也不能保证其他当事方接受。更何况,经济全球化已经让传统的势力范围划分变得不那么现实。即使特朗普希望巩固美国在拉美的主导地位,也很难切断中国与巴西等国家之间深厚的经贸联系。因此,深圳不太可能产生一份像《雅尔塔协定》那样,明确安排地区利益、划分势力范围的文件。当然,普京方面正在尝试促成一份“联合声明”。

从划分势力范围到寻求战略稳定

相比之下,深圳峰会更可能围绕大国战略稳定展开。

特朗普的个人外交风格在这里尤其值得关注。他一向重视与拥有辽阔国土、强大军力和核武库国家的强势领导人直接打交道,也相信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可以帮助解决复杂的国际问题。

对特朗普而言,与其他两位同桌会谈,甚至只是留下三人的历史性合影,都可以展示其协调大国关系的能力。对三方而言,这种象征性的互动,也能向国际社会释放竞争可以管控、对抗不必升级的信号。

此前中美已经提出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深圳峰会有机会把这一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扩展到中美俄三方。当然,真正的稳定不可能仅靠元首合影实现,峰会定下基调之后,官僚体系之间的持续沟通才能决定其实际成效。

在具体议题上,削减战略核武器是特朗普尤其希望推动的方向。今年2月,美俄之间最后一份主要战略核军控条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到期。特朗普希望建立新的核军控安排,并将中国纳入其中。

但中国对此仍然谨慎。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26年的估计,美俄合计拥有全球约86%的核弹头,而中国的规模要小得多。在核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中国显然缺乏接受同等削减义务的动力。即使北京愿意听取有关三方核军控的讨论,也不意味着准备接受实质性约束。

至于特朗普此次亚洲之行,还有一个值得观察的细节:他在马尼拉与东盟国家互动,并计划参加第二任期以来首次“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将这些活动与深圳峰会的会晤时长、议题、氛围及成果相比较,或许能够看出特朗普政府未来两年印太政策的侧重点:究竟更依赖传统联盟体系制衡中国,还是更重视通过大国间直接协调维持地区稳定,抑或尝试两者兼顾。12月的迈阿密G20峰会,也可能为观察深圳会晤的后续影响提供机会。

深圳1.0

回到1945年的雅尔塔。当年中国虽然是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参与者,却未能参与涉及自身重大利益的三大国秘密谈判。八十一年后的深圳,中国已经成为三方元首峰会的东道主。这一变化本身,就是国际权力格局演变的鲜明写照。

不过,中国今天的利益也早已超出东亚。作为一个与世界各地区深度联系的经济大国,中国未必会真正受益于传统势力范围政治的全面回归。倘若各大国都要求其他国家退出自己的势力范围,中国在拉美、欧洲等地区的经济和外交空间反而可能受到限制。因此,深圳峰会最值得期待的历史意义,并非三国重新划分世界,而是在无法消除竞争、又难以彼此割裂的现实中,尝试找到维持战略稳定与和平共存的方式。

1945年的雅尔塔,是同盟国在胜利前夕商议如何安排战后的世界;2026年的深圳,则是三个竞争中的大国,在没有共同敌人、也没有明确胜负的情况下,探索如何避免下一场大国战争。这或许才是深圳峰会真正不同于雅尔塔、也更值得历史铭记的地方。

(本文转发自海外看世界。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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