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瑞恩：特朗普会重塑美国外交政策吗？

在过去八个月中，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颠覆了美国冷战后的外交政策。与第一任期相比，特朗普在第二任期更大程度上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来推动美国外交。然而，一个关键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是：特朗普的外交取向是否会在他离任后延续？笔者对此持怀疑态度。

首先，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发生了哪些变化。特朗普试图削弱那些对国家施加域外规则的多边组织。他抵制多元文化和自由主义。他将美国外交置于自己亲自参与达成协议的核心位置——无论是贸易谈判、结束战争的努力，还是为像巴西的雅伊尔·博索纳罗这样的同类人物站台。他关注美国依赖其他国家提供关键投入（如稀土）的风险。特朗普还将阻止移民进入美国作为优先事项，并鼓励围绕血统和共同历史来建立国家认同。

特朗普以一种“普通人”的方式来处理外交政策决策。他质疑美国人为什么要关心其他国家的人权状况，或为何要在海外推动民主。他挑战那种认为美国因向盟友提供安全而受益的论点。他把国家之间的贸易平衡看作公司之间的财务报表。他对各国在全球变暖和公共卫生等集体行动问题上的承诺表示怀疑。在这些具体立场背后，是一种更广泛的批评：近年来，美国在海外过度扩张。特朗普认为，美国官员过于轻易地牺牲美国人的生命和财富去处理别国的问题，而国内状况却不断恶化。

一些分析人士，比如斯廷森中心高级研究员艾玛·阿什福德，试图将特朗普对美国外交的重新定位描述为一种现实主义的回归。在这种解释中，特朗普拒绝重塑世界的宏大愿景是正确的，而应当接受全球秩序是“需要管理的，而不是改造的”。

这种分析的问题在于，按照他自己的说法，特朗普是一个交易者，而不是战略家。他把国际关系个人化，将其视为自己与外国领导人关系的延伸。事实上，第二任期的美国外交主要是特朗普个人直觉、怨愤以及机会判断的延伸。

例如，特朗普曾认为俄乌战争可以结束，因为他说普京“想和我达成协议”。类似地，他认为中美贸易协议是可能的，因为他相信自己和习近平能够有效地谈判。他不担心台海冲突，因为据特朗普称，习近平向他保证在特朗普任期内不会发生。

特朗普的一些顾问确实有连贯而全面的世界观。但他们既没有被赋权作出决策，也不能代表政府对外发声。这项工作主要由总统本人承担。与任何一位前总统不同，特朗普几乎无处不在于媒体上露面。特朗普是他自己的发言人。

重要的是，特朗普的标志性外交政策在美国公众中并不受欢迎。即使是特朗普的政治基本盘，也对其外交政策的关键支柱持怀疑态度，但只要是特朗普推动，他们似乎愿意容忍。例如，美国工人并不支持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根据两党智库“经济创新集团”的民调，5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应该追求自由贸易。同样，尽管特朗普试图推销一种更有限、更交易化的美国角色，但美国领导力在全球舞台上的支持度依然强劲。根据里根研究所6月的民调，73%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派共和党人希望美国在外交事务中“更加积极并发挥领导作用”；83%的人表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有道德义务，只要有可能，就要为人权和民主挺身而出。”

当特朗普离任时，美国的外交政策不太可能继续保持当前的轨迹，但也不会回到特朗普之前的样子。正如在共和党的“MAGA派”中没有人能够复制并维持特朗普这种个人化的国际关系方式一样，美国也不可能回到二战后传统的外交模式。在特朗普两届对国际体系的冲击之后，没有哪位美国领导人能够让世界相信美国会恢复以往的外交传统。

相反，正如米拉·拉普-胡珀和丽贝卡·利斯纳所主张的，美国在特朗普卸任后需要对其外交政策进行一次“零基”审视。美国战略界将以一张白纸来评估应当优先考虑哪些利益和价值观，以及如何实现这些目标。2028年的总统选举将成为美国未来如何与世界互动的一场理念之争。

从东南亚领导人的角度来看，这可能会令人不安，也可能令人兴奋。虽然短期内可能带来不确定性，但这一过渡时期也可能促使美—亚关系变得更少安全化、较少价值导向，而更多以经济和利益为基础。或者，这也可能开启美国收缩的时代。又或者介于两者之间。目前没有人能够确定。

可以确定的是：特朗普已经开启了美国外交政策的过渡期。那些在外交取向上保持灵活性和选择余地的国家，可能因此受益。而那些在此阶段就选择与美国或中国结盟的国家，则可能为了短期的确定性而放弃未来的潜在收益。

何瑞恩（Ryan Hass）是布鲁金斯学会索顿中国中心主任、台湾研究库讲席教授。2013年至2017年，他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主任。英语原文请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