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记忆——吊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士卓教授

本月上旬在泰国旅行期间，惊悉美国著名汉学家傅士卓（Joseph Fewsmith）教授逝世！在我印象里，他年龄不是很大，在目前不少人都期待活150岁的时代，可谓英年早逝。

我和傅士卓教授认识近30年了，说来话长。在泰国时就决定写点什么以寄托哀思，但舟车劳顿未能动笔，回国后由于搬家以及忙于各种事务，加之一直感冒咳嗽，不得已又一拖再拖，直到今日方才成文。考虑到已经有不少纪念傅教授的文章问世，我就不做重复性叙事，而是从更广阔的历史和时代背景，结合我的个人经历写一些片段，作为对傅士卓教授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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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到1998年，哈佛燕京学社资助我在哈佛大学访学一年，期间认识了一些美国优秀的汉学家，包括白鲁恂（Lucian Pye，也译作派伊）、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也译作麦克法夸尔）、傅高义（Ezra F. Vogel）以及傅士卓等人。

在上述学者中，傅士卓教授是最年轻的一位，也可以说是晚辈；而在中国目前知名度最高的是傅高义，因为其晚年力作《邓小平时代》为不少中国读者所熟悉。不过，我在哈佛访学之前，更为景仰的则是白鲁恂和马若德。

从1982年我在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学习政治学开始，白鲁恂就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他不仅是一个著名的汉学家，而且也是一个政治学大家，在那个年代与G.A.阿尔蒙德、戴维·伊斯顿、罗伯特·达尔、S.M.李普塞、萨缪尔·亨廷顿等一些美国知名教授被誉为政治学泰斗级人物，1988-1989年任美国政治学会（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主席。他还在多个美国机构如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任职，并曾担任包括约翰·肯尼迪在内的多个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顾问。

我一直感恩于白鲁恂，当时我才30出头，而他已经是近80岁的学界巨擎，但他不仅没有一个学术大咖的傲慢，而且特别和蔼可亲，尤其是他当时推荐我参加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游学活动并被录取，遗憾的是因为我要去日本参加一个重要的学术会议而未能成行。后来我一直想把其著作《政治发展的诸方面》引介到中国出版，但由于白鲁恂教授已经过世，版权问题未能解决，最终成为一个遗憾。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白鲁恂在1968年出版的《中国政治的精髓》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但颇有争议的观点——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它还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对此，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在风靡全球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再次做了阐发。

与白鲁恂相比，马若德则是以中国问题专家著称，虽然他长期任教于哈佛大学政治学系，并担任过系主任。他的代表作是三卷本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内地和香港有中译本。我去哈佛之前，就曾拜读过前两卷（第三卷当时尚未问世），对他十分崇敬。到哈佛之后就一直想拜访他，没想到他欣然允诺，并邀请我到府上做客。他对我这个学界晚辈十分友好，侃侃而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马若德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至今仍是世界上最权威的文献，远远超出中国学者的影响力，这不能不说是国人的一大憾事。而文革给中国留下的不只是遗产，我们前总理的忠告犹在耳畔。由此更可见马若德作此研究的深邃眼光。

怀着好奇心，我也观摩了马若德在哈佛大学开设的热门核心课程《中国文化大革命》。按一般的理解，在美国这样的高等学府开设这样一门课程，应该是非常冷僻，选修的人应该不多。但实际上这是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本科核心课程之一，1988年首讲时申请选修的学生约千人，最后正式注册的学生也有800多人。如此规模的课，给校方出了一道难题，因为校园里没有足够大的教室。最后只好破例放在Sanders剧院上课。我在哈佛时，依然有数百人选修这门课，课堂气氛十分热烈。1998年我回国后，在《复旦》校报上分两期发表了《象牙塔里的学术与政治》，曾介绍这一盛况并讲了关于通识教育的心得。

至于傅高义，我就用不着过多介绍了，《邓小平时代》为他在中国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和知名度。但实际上在此之前，他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已经是天花板级的人物了，而且他更早专注于日本研究，此方面的影响力甚至超过对中国的研究。他曾两度出任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1973-1975，1995-1999），迄今只有傅高义两次荣任这一职务，可见他在东亚研究方面非凡的地位。

我在哈佛访学期间，正值傅高义担任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所以见到他的机会比较多。他做的一件对中美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就是力排众议邀请江泽民主席访问哈佛并在Sanders剧院做演讲，在关键时刻为中美关系走向正轨做出了贡献。我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活动十分成功，在《缅怀江学长》（点击阅读）一文中曾有过披露，这里就不赘述了。2002年傅高义教授曾把我推荐给斯坦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Jean Oi (戴慕珍)教授，让我去斯坦福做为期三个月的高级访问学者，对此我至今仍十分感念，可惜我没有什么可以回报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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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包括傅士卓教授在内的这些优秀的中国通一个个都离世了，让人不胜唏嘘！


之前上述本人所认识的重量级学者离世，我都没写什么。现在退休了，上了年纪，怀旧的情愫挥之不去。之所以在悼念傅士卓教授的文章中追忆那些前辈学者，一方面是做些弥补，以表达我对他们的缅怀和感恩（最近正值感恩节），另一方面也想提供一个更宏大的背景，从中管窥时代的沧桑巨变。

傅士卓在前述几位教授中最年轻，甚至可以说与那些前辈学者是两代人。白鲁恂出生于1921年，与中国共产党同龄，2008年逝世，享年87岁；马若德和傅高义均出生于1930年，前者2019年逝世，享年88岁，后者2020年逝世，享年90岁；而傅士卓则是1949年出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享年只有76岁。70多岁，在当今时代真不长，加之看他身体貌似不错，所以他的离世让很多人颇感突然。

我上世纪在哈佛访学的时候，傅士卓教授还不到50岁，学术地位与前述那些前辈学者不能相提并论，知名度也不怎么高。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我去哈佛之前，并不知道他。他的姓Fewsmith，当时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迄今也没有认识第二个同姓的外国朋友。他做了自我介绍，还主动请我吃饭。我发现他是真懂中国，不仅喜欢用中文交谈，还知道吃饭是中国人联络感情的最佳途径。我们开始认识，很快就成为了朋友。一晃20多年过去了，傅士卓教授从一个少壮派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权威学者，举足轻重。在当前美国对华接触派噤若寒蝉并日益凋零的时刻，他的离世，对中美关系是一个值得掂量的损失。


傅士卓教授给我的印象，是和蔼可亲，善气迎人，虚怀若谷。他不仅长得慈眉善目，而且处事低调，非常具有亲和力，也不乏幽默感。他曾开玩笑说，傅高义是他的堂兄弟，因为他们俩都是“傅家”的。前面讲到的白鲁恂、马若德、傅高义等我遇到的中国通，和傅士卓一样，都特别谦逊、和善并乐于助人，这究竟是美国有成就的知华派的共同特点，还是我特别幸运呢？

也许，这是时代的幸运……

这样对中国友好的美国知华派，可以说基本上走一个就少一个。他们的空缺，在可见的将来难以弥补。

在哈佛期间，傅士卓教授问了我很多关于中国的问题。从中我发现，他对中政治了解之深，超出许多中国人，这让我惊叹！迄今我依然没有找到比他对中国政治了解更多细节的美国学者。

我结束哈佛一年的访问之后，依然和他保持着联系，他来华时经常也会告诉我。最重要的一次，是2008年我作为创始院长邀请傅士卓教授前来参加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建院5周年院庆活动，他作为外方学者代表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对此我一直心存感激。

傅士卓教授的研究专长是中国的精英政治，这在学术流派和研究途径众多的美国学术圈中，并不受太多重视。但我觉得意义重大，相比较于国家-社会范式、政治经济学范式、地方与基层政治范式，多元主义范式等，精英政治研究虽然理论建构最困难，但却最能抓住中国政治的要害。我和他也有很多共同的见解。

大约在2011年，傅士卓教授来华并与我会见，当讨论到中国的接班人体制时，我感觉问题敏感，就语焉不详，但他明确提出“隔代指定接班人”体制的概念，这让我再次惊叹于他对于中国政治的把握，因为当时即使国内学者对此也不甚了了。当然，这个所谓的“体制”后来证明是十分脆弱的。

正因为如此，当十多年前许多人还都认为中国政治在走向制度化时，傅士卓教授却持怀疑态度。在他看来，中国政治体制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变动不居（change and flux）的时期。他特别看重中国政治的非常规性（informal nature）而非制度化，这与我在上世纪撰写的《政府过程》一书对中国政治权力作出体制化与人格化区分的要旨非常契合。尤其是当2012年前后一些人认为中国领导层退休年龄已经越来越刚性的时候，傅士卓教授则预言未来弹性空间会更大，他还提出中国政治可能会重回意识形态化，这些都展现出其不凡的洞见。

近年来美国已经形成“误判中国”（getting China wrong）的共识，傅士卓这样的老一代中国政治专家自然也有失望和遗憾，但他们依然对华友好，痴心不改。可谓责之愈切，爱之愈深。

在美国像傅士卓这样的知华派，年轻的一代还会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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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与国之间良好关系的维系，需要人与人之间良好关系的建立。其中学术交流是极为重要的。美国像傅士卓这样的知华派在价值观和政治立场上难免与中国不尽一致，但他们对中国是有感情的，主流也是希望中国好的，最多是“恨铁不成钢”。在当前中美关系十分严峻的情况下，难得这些知华派依然主张中美之间维持接触和交流，虽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但还是令人钦佩的。

一流大学在国际学术交流中能够起到中枢作用。比如哈佛大学就是一个中枢平台，不仅自身拥有很多一流的教授，而且世界各国的学者、官员都会纷至沓来。我在哈佛期间，除了接触上述中国问题专家（不限于上面提到的几位），还听过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学家亨廷顿等著名教授的课、与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奈（“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有互动，与东道主新儒学代表人物杜维明教授时常交流，而且参加了江泽民主席、熊光楷上将等访问哈佛的活动。

哈佛大学可以说是精英荟萃、高朋满座的地方。就美国的中国研究而言，费正清研究中心可谓是一方重镇，美国不少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中国通都云集于此，比如白鲁恂是MIT的政治学系的教授，傅士卓是波士顿大学政治学习的教授，但他们都是费正清中心的研究员。在哈佛可以接触到各类精英，这是其他机构不可替代的。

傅士卓教授一生来华不知有多少次，但疫情之后再没有来到中国，以后永远也来不了啦！如果连学者都不来往了，大学的人文交流也开始萎缩了，甚至国门都走不出去了，那就真的危险了。

我最近一次到美国是在2015年5月，迄今已经十年没有去过美国。当时我刚从上海交通大学调到上海市委党校工作，当时党校还比较开放，中美关系也还正常，能够顺利到美国进行学术交流。那次是我应邀参加首届世界中国学论坛美国分论坛。在卡特中心举办的会议上，有一个单元是我和傅士卓教授共同担任主持人，由于时差我当时昏昏沉沉，傅教授见状就承担了大部分的主持任务，大大减轻了我的负担。对此我一直铭记于心。

傅士卓教授的去世，见证了美国知华派一代人的终结或即将终结。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的时代过去了，随之而来的是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不决一雌雄是不拉倒的；美国学术界对华友好的时代也过去了，两国的人文与学术交流障碍重重。新生代的学者对中国究竟怀有什么样的情愫和认知我不敢妄言，但像傅士卓教授这样对中国怀有深厚感情的知华派在可见的将来很难再出现了，这是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冷酷现实。个中原因，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真的很怀念过去的那个年代。谨以此文作为对傅士卓教授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