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慑不会在台湾海峡失效，而是会被规避

编者注：随着美国在中东展开军事行动，台湾安全与两岸突发冲突的风险再次成为公共讨论的焦点。相关讨论也不断提出两个关键问题：一旦突发事件发生，局势将如何演变？现有威慑战略能否继续奏效？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中美印象”网站（zmyx.info）特约编辑 Emerson Tsui 选取本篇安全分析文章，从一位美国国家安全实践者的视角，呈现关于中国在两岸博弈中运用“反威慑战略”的最新讨论。本文发表于 2026 年 2 月 9 日美国在线安全刊物《War on the Rocks》，作者为美国空军大学助理教授 J. William DeMarco。DeMarco 曾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并在剑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在美国空军服役期间，他曾五次担任指挥职务，军衔为上校。请点击【此处】访问原文。点击文中下划线即可访问原文内超链接。

2025年12月29日，台湾国防部报告了近年来解放军在台海周边最为密集的一次单日军事活动。超过一百架次解放军军机在台岛周边活动，这不仅是军事示威，更是在持续压缩台湾的防御空间。其中有90架次越过台海中线，实质性削弱了这一维系数十年稳定的非正式边界。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空中力量还伴随着13艘解放军军舰，以及来自中国海警与海事安全局的14艘官方船只。

事态升级并未止于围岛行动。12月30日，解放军从福建发射27枚火箭弹，其中10枚落入台湾西南方向海域，直接进入24海里毗连区。

这一前所未有的行动表明，北京可以利用成本低廉的火箭弹——而非昂贵的弹道导弹——对包括高雄在内的重要港口构成威胁。当中国驱逐舰指控台湾护卫舰“班超号”对其锁定火控雷达时，紧张局势达到顶点。双方既未开火，也未宣布正式危机。然而在数小时内，升级的机制已清晰可见。

这种刻意控制在公开冲突门槛之下的高强度军事活动模式，在台湾海峡已愈发常见。但与此同时，这一模式也常常被误解。

近年来，中国围绕台湾的军事行动常被解读为“武统”的预演。实弹演习、导弹发射、海空合围以及两栖登陆信号，表面上似乎印证了外界对于跨海峡战争迫在眉睫的长期担忧。这种解读并非毫无根据，但却并不完整。问题在于，人们容易将军事实力的展示误认为北京实现胜利的真正逻辑。

正如阅兵、航行自由行动以及其他引人注目的力量展示一样，大规模军事演习往往容易被误认为战略本身。它们看起来充满决定性。但在许多现代力量展示中，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这些行动展示了什么，而在于它们试图产生什么效果。倘若这些行动的重点并不在于演练如何夺取台湾，而是在于如何在战争爆发之前，使台湾及其潜在支援者陷入行动瘫痪呢？

从这一视角来看，中国近期的行动似乎体现出一种不同的“成功逻辑”。这种逻辑并不依赖决定性战役或领土征服，而是依赖持续压力、战略模糊以及时间拖延。与通过毁灭性打击取得胜利不同，北京越来越强调通过制造“瘫痪”来实现政治目标——拖慢决策过程、分化盟友关系，并重新塑造各方对于风险与不可避免性的认知。这种方法并未否定威慑理论，而是在利用其盲点。

这种逻辑在强制理论中并不陌生。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曾指出，强制战略通过讨价还价、风险操控以及“让事情带有不确定性”的威胁发挥作用。所谓“瘫痪战略”的独特之处在于，这种风险不仅被展示出来，而且被转移到市场、保险机构以及盟友政治体系之中。同样，丹尼尔·拜曼和马修·瓦克斯曼指出，强制战略的成败往往并不取决于战场力量对比，而取决于不确定性、国内政治约束以及联盟政治如何影响决策过程。在台湾海峡，这种“瘫痪逻辑”正是通过不断拉长时间，使克制逐渐成为一种自我强化的选择。

这种叙事逻辑也在中国领导人的新年贺词中得到强化。该讲话发表于最新一轮军事演习结束之后。在讲话中，中国领导人将台湾统一描述为“不可阻挡”，并将其呈现为一种历史必然，而非取决于政治选择的结果。这种时间顺序本身具有重要意义。当“历史必然”的叙事紧随军事包围演示之后出现时，其传递的信息不仅仅是决心，更是在暗示其他选项正在被逐渐关闭。其目的在于在中国国内、台湾社会以及外部行为体之间塑造一种预期：哪些结果应被视为自然与理性的选择，而哪些抵抗则显得徒劳无功。

从北京的视角来看，这种做法既非史无前例，也并非偶然。其逻辑根植于现代中国战略思想，尤其是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该理论将时间、耐力和政治凝聚力视为决定性变量。毛泽东强调通过逐步消耗对手意志来赢得战略优势，而非追求迅速的战场决胜。他将冲突视为一个塑造政治、心理与组织条件的过程，使对手的抵抗逐渐变得难以为继。真正重要的并非战斗本身，而是决策得以形成、受限并最终被排除的战略环境。这种逻辑随后被制度化并纳入中国军事理论之中。在这一框架下，胁迫越来越被视为一种在战争门槛以下塑造政治结果的工具。当代中国军事研究明确讨论了海上拒止、空域控制和经济施压等手段，作为在不立即引发大规模军事干预的情况下测试对手决心并改变其决策计算的工具。

然而，西方——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台湾海峡问题上的威慑思维仍然高度以入侵情景为中心。战略辩论的核心问题始终是：中国能否在美国及其盟友实施有效干预之前，成功发动并维持一场大规模两栖登陆。从军力部署到武器采购，“拒止式威慑”基本围绕阻止或击败这种入侵展开。台湾强调不对称防御、机动火力、空海拒止以及具有韧性的指挥控制体系（C2），正体现了这一逻辑；美国不断演进的作战概念同样旨在使跨海峡登陆行动更加困难。

近期发表于 《岩石上的战争》 的分析指出，台海威慑体系正出现不断扩大的“威慑缺口”，其原因在于各方对风险、决心以及升级动机的认知日益分化。“瘫痪战略”框架进一步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威慑并非通过突破红线而被瓦解，而是通过利用联盟在判断红线是否已被突破时所需的时间而被绕过。

对拒止能力和不对称防御的投入是严肃且必要的，但以入侵为中心的威慑模式隐含着一个关键假设：如果战争爆发，它将以一种可识别的形式出现。这一假设认为战争将表现为清晰的阈值突破，从而触发统一的政治反应与快速军事行动，并假定战场结果是迫使政治决策发生变化的主要机制。然而，中国近期的演习似乎表明了一种不同的战略思路。

所谓“强制性隔离”（coercive quarantine）的战略效果，并不依赖于实际拦截船只，而是利用时间、风险承受能力以及决策速度上的不对称。北京无需阻止每一艘船只航行，只需将干扰的概率提高到足以使保险公司、航运企业和港口运营商认为该航线在商业上不再稳定即可。这一过程具有明显的累积性。中国首先以执法为由宣布临时检查区或排除措施，随后通过海警巡逻、选择性延误以及高度可见的执法事件进行不均衡执行。这些事件可能引发保险重新评估、保费上涨以及航线改道。随着航运放缓，台湾本就有限的能源储备——尤其是液化天然气——将迅速转化为以“天”而非“周”为单位的政治时间表。工业运转受阻、电网承压，一个海事问题很快可能演变为国内政治与治理危机。与此同时，盟国政府面临着一个更为缓慢的决策困境：是否实施护航、进行反隔离行动，还是在磋商过程中接受这种模糊局面。在市场反应速度与联盟决策速度之间的时间差中，“瘫痪”逐渐形成。在这种情境下，台湾的失败并不表现为被军事占领，而是随着经济压力不断增加，在外部支持迟缓、存在争议或附带条件的现实下被迫做出政治妥协。

从这一角度看，这些演习最引人注目的并非规模，而是性质。演习并未仅仅聚焦两栖登陆，而是强调包围、类似封锁的机动、导弹威慑展示以及海军、空军、火箭军和海警力量的协同运用。执法船只 (law enforcement vessles) 的显著参与并非偶然，而是表明战略重点正从传统的军事征服转向隔离式胁迫战略的演练。

封锁（blockade）与隔离（quarantine）之间的区别至关重要，却常常被忽视。封锁在国际法上被视为战争行为，允许封锁方攻击违反封锁的船只，同时也触发中立法规则，迫使第三方明确自身立场。而隔离则运作于灰色地带。北京并不将其描述为军事行动，而是将其框定为由中国海警主导的国内执法活动，用以检查其所声称管辖水域内的船只是否存在违禁品或安全违规行为。这种以海警执法与选择性检查为核心的隔离机制极难应对，因为它模糊了军事与民事权力之间的界线，同时又具有法律上的可逆性。这既增加了集体回应的复杂性，也为胁迫压力逐步累积争取了时间。

这种法律模糊性本身就是一种战略工具。隔离措施可以随时收紧或放松，而不会像战争那样陷入“胜负”的二元困境。更重要的是，它将升级责任转移到美国一方。如果美国海军驱逐舰试图阻止中国海警检查商船，那么从法律上看，华盛顿反而可能被视为干涉中国国内执法并率先开火。北京正是希望利用这种犹豫。尽管其操作机制是法律模糊性，而其真正目标则是台湾能源安全的结构性脆弱性。台湾约98%的能源依赖进口，而其对液化天然气的依赖尤为关键。与可以储存数月的煤炭不同，液化天然气会自然蒸发，需要持续补充。目前估计台湾的有效液化天然气储备仅约11天。

当然，这一情景也存在两个重要限定条件。首先，台湾并非被动应对，而是通过扩大储备、分散供应线路以及制定应急方案来降低风险。其次，即便是有限的隔离行动也会给北京带来外交压力、经济扰动以及升级风险。但这些条件并不会消除脆弱性，反而进一步说明了胁迫战略的逻辑。瘫痪战略并不要求结果具有必然性，它只需要不确定性积累的速度快于政治共识形成的速度。胁迫行动也不必做到完全封锁，只需将风险认知提高到足以扰乱市场即可。如果保险费用飙升、航线被认定为不稳定，商业油轮即使未遭拦截也可能选择避开航线。在这种情况下，瘫痪并非始于能源耗尽，而是始于市场判断该航线不再可行。

现代中国军事理论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以压力取代直接碰撞”的偏好。几十年来，解放军一直强调“三种战术”：舆论战、心理战和法律战，通过协调运用信息塑造、心理施压与法律框架来影响战略环境。其目的并非狭义上的说服，而是逐步压缩对手所感知的选择空间。法律模糊性使阈值变得难以界定；心理压力——例如演习期间取消近900架航班——放大了孤立与不确定性的恐惧；公共叙事则将政治结果描绘为历史必然。三者共同作用，旨在在动用决定性军事力量之前就逐步耗尽对手的决策能力。

然而，对北京而言，“瘫痪战略”并非没有自身的结构性风险。保护台湾的“硅盾”同样在某种程度上约束着中国。一旦隔离行动导致台湾电网瘫痪，依赖台湾半导体供应的中国经济也将受到冲击，甚至可能引发中国制造业的严重收缩。此外，隔离行动本身也具有天然的“渗漏性”。如果台湾拒绝屈服，或美国与日本组织护航船队突破封锁，中国将面临一个危险的二元选择：要么后撤并承受政治羞辱，要么对外国船只开火，从而引发其本希望避免的战争。批评者正确指出，全面经济封锁将给中国带来沉重代价，并可能迅速升级为军事冲突。但这种批评主要针对公开、全面的封锁行为，而非旨在通过渐进式隔离制造商业停摆、却不正式宣战的灰色地带行动。

由此产生的是一种以“延迟本身成为决定性因素”的胜利理论。在这一框架下，“瘫痪战略”并非简单的犹豫，而是在不确定条件下对政治决策过程进行系统性放缓与分化。它表现为长期争论却无法形成决断，释放信号却缺乏承诺，以及不断推迟行动，寄希望于局势自行明朗。

因此，“瘫痪战略”并不是一种单独的战术，也不是新的作战领域，而是成功胁迫的结果。在这种情境中，战略环境本身被重新塑造，使得决定性行动在政治、经济或道义层面上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困难。胜利并非来自震撼性的军事行动，而是通过改变决策者对“何为可能、何为合法、何为值得冒险”的认知。以瘫痪战略为核心的战略并不追求立即迫使对手屈服，而是通过拉长时间，使压力的累积速度快于政治共识的形成速度。

应对这一挑战并不意味着放弃威慑，而是需要重新调整威慑，使其能够反映胁迫行动的真实运作方式。如果瘫痪是预期结果，那么威慑就必须不仅针对灾难性的军事行动，也针对那些通过累积压力、拖延决策并利用模糊性的灰色地带行为。韧性与拒止仍然必要，但仅靠它们并不足够。

在这一框架下，“预先对齐”（anticipatory alignment）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它不应仅仅意味着磋商或表达共同关切，而应包含针对特定灰色地带胁迫行为的预先约定应对措施。例如，如果中国以安全检查或执法为名宣布实施海上隔离或检查区，盟国的反应不应在事件发生后临时协调，而应事先明确授权、具备法律依据并自动启动——包括协调护航行动以及同步提供经济与保险保障，以确保延迟本身无法被武器化。

这种预先承诺并非没有代价。自动化回应机制会限制政治决策的灵活性，并可能暴露联盟内部在风险与升级问题上的分歧。但这些成本正是问题本身的一部分：一种以延迟取胜的战略，只有通过减少胁迫者可利用的时间空间才能被有效反制。

这一转变也反映出瘫痪框架更深层的含义：威慑不仅必须针对行动，也必须针对犹豫本身。如果模糊性和拖延是胁迫的主要工具，那么缩小长期不确定性的空间本身就成为一项战略目标。关键问题不再只是“什么会引发升级”，而是“什么能够阻止拖延”。

因此，美国及其盟友面临的真正问题并不仅仅是能否在战争爆发时击败一次入侵，而是能否避免一种更缓慢的失败——一种犹豫成为习惯、模糊成为庇护、拖延成为命运的失败。在这样的较量中，没有爆发战斗并不一定意味着成功，反而可能意味着瘫痪战略已经开始。

备注：本文所讨论的“quarantine”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全面封锁（blockade），而更接近近年来中国在灰色地带行动中所展示的“执法型封控”概念，即以海警或执法机构为主体，通过法律与行政框架实施对海空活动的限制。这一概念近年来在解放军与中国海警相关研究中逐渐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