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界新生代“中国通”的代际转换及政策影响

自2015年以来，美国国内掀起了新一轮对华战略大辩论。伴随这场辩论的，是美国学界“中国通”出现的代际转换（Generational Shift）现象。一批持更强硬立场的新生代“中国通”逐步崛起并开始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本文重点关注美国学界新生代“中国通”的立场及其与老一代的差异，分析造成差异的动因，讨论其政策影响，为理解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未来走势提供参考。

美国学界新生代“中国通”的立场及阵营

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美国学界新生代“中国通”在概念界定上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是“新生代”，即本文研究的这一批学者要与老一代学者区分开来。判断一个学者在代际上是“新”还是“老”的标准是其开启职业生涯的时间，本文将2001年及以后进入这一领域的学者定义为“新生代”，理由是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该事件代表了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顶峰。老一代学者在2001年已经处于职业生涯的高峰期或下行期，而新生代学者通常刚刚开启职业生涯，这种入职的时间差也间接影响了他们对“接触”的看法。

第二和第三个关键词分别是“学界”和“中国通”。“学界”主要指的是当前和曾经在美国高校或智库等机构工作的学者或专业研究人员。而所谓“中国通”，本文认为应当包含两类人：一类是专门从事中国国别研究或中美关系研究的学者；另一类是关注战略、安全和经贸等功能性或政策性议题的学者，但他们往往优先关注中国在这些议题上的政策或行为，以及中美两国围绕这些议题展开的互动。上述两类人中，大部分人都拥有政府任职的经历，仅有部分未曾在政府任职的“纯学者”。

表1列举了在上述标准下筛选出的20位美国学界新生代“中国通”的代表人物。根据这些新生代学者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目标和手段上的立场差异，可以将他们划分为以下四个阵营。

（一）秩序内共存派
秩序内共存派将与中国“共存”视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最终目标，提倡将中国纳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内，并通过秩序本身对中国施加约束与限制，同时提倡在符合美国利益的领域引导中国对美合作。这一派别的代表性学者包括白洁曦、何瑞恩、金沛雅、葛维茨、韩美妮、林洋和麦艾维等。

白洁曦指出，美国应接受自由主义和非自由主义国家同时存在，同时美国的外交政策也不应落入盲目反对中国的陷阱。对于美国而言，好的政策应当以维护自身利益为目标，而非削弱中国的利益或优势。

何瑞恩认为，正确的美国对华战略应当是维护一个“能够保障美国安全与繁荣的国际秩序”。这一秩序应包含而非排除中国，其目标是让中国意识到，如果其维护现有国际秩序，就可以得到国际社会对其崛起的广泛认可。林洋认为，美国需要以长远的眼光看待对华竞争，在提升盟友关系与增加军事投入的同时，要与中国保持接触与对话，扩大与中国的民间交流，鼓励更多中国学生赴美留学。韩美妮将“正确的美国对华战略”概括为“限制、利用与竞争”，即限制中国对美国社会施加影响、利用中国日益增长的能力应对全球性挑战，以及增强美国与中国长期竞争的能力。金沛雅指出，美国应当维持一种持久的美中关系。这种关系能够让两国在竞争中保持克制，利于美国的繁荣与发展；而实现该目标则需要美国超越当前僵化的竞争模式。总的来看，他们基本都支持在现有国际秩序下的对华接触，或者追求一定程度的对华合作。

（二）秩序内致胜派

秩序内致胜派认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应当以“取胜”为目标，而“胜利”的结局通常是推动中国的治理方式发生彻底改变。

在手段上，这一阵营仍然强调中美在现有秩序内展开互动，通过强化美国在秩序中的主导地位来对华施加压力，同时维持与中国的必要合作，进而等待中国内部发生变化。扎克·库珀、哈尔·布兰兹等是这一阵营的代表人物。

库珀和布兰茨认为“竞争性共存”的概念存在相当大的问题，其原因在于，这一概念对中国改变其政策仍然抱有期望，但只要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变，中国的政策就不会软化。同时，“竞争性共存”期待中国融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但中国却将该秩序视为对自身生存的根本性威胁。因此，美国对华战略的重点应当是推动中国国力衰落或转变政治体制，进而丧失与美国博弈的能力。但库珀也承认对中国实施政权更迭将带来很多问题。因此，他提出了一个阶段性目标，即在中短期内保持中美关系稳定以规避风险，同时等待中国在未来发生根本性变革。该目标能够确保美国不必在“推动政权更迭”与“与中国共存”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同时为这两种可能性做好准备。

在两国互动方面，布兰茨和库珀强调，美中竞争的最终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华盛顿能否争取到“志同道合”的国家，进而将中美双边竞争转化为多边博弈。

他们将这种手段称为“集体施压”（Collective Pressure）策略，其核心是在现行国际秩序下通过组建广泛的联盟对中国施加集体压力，削弱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这种策略的优点在于，美国可以根据中国的实力变化或“挑战”现行秩序的程度，通过调适其与盟友关系的紧密程度来动态调整对华施加的压力，同时为中国对外政策的转向预留空间。

（三）秩序间共存派

秩序间共存派同样认可中美两国的“共存”无法回避，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也将在这种情况下开展。但是该阵营普遍将中美战略竞争视为两种国际秩序的竞争。他们强调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手段已经不再奏效，因而应在秩序层面对中国展开竞争、进行压制。这一阵营的学者的代表人物有杜如松、伊莱·拉特纳、柯伯吉、梅慧琳以及秦江南等。

关于中美竞争的本质，杜如松认为，中美竞争的本质是决定国际秩序性质的秩序竞争。他认为，中国对于美国军事同盟、经济机制、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等现有国际秩序的要素感到不满，并着手在这三个领域削弱美国主导的秩序。拉特纳提出，中国崛起的后果是世界上出现一个由中国主导的、所谓“非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其特征包括由中国军事力量支配的南海和东海、地区国家不敢反对或质疑中国的偏好、中国取得对区域多边机制的议程制定权、中国可以制定有利于自己的贸易和投资规则等；这种秩序对美国而言是破坏性的。

关于美国对华竞争的目标以及手段，杜如松认可中美应当“共存”，但这种“共存”不取决于中国内政状况或者美中关系态势，而是要以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式“共存”。但是，中国的规模优势可以让其凭借卓越的工业能力、技术创新和军事实力来主导“共存”的条件，这显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美国应当最大程度地发挥联盟体系的规模化优势，与中国争夺“共存”的条件。柯伯吉也认为，美国应当接受中美关系将长期竞争与敌对的事实，但仍然可以通过形成足够的实力均衡来避免冲突并管理中美关系。在柯伯吉看来，美国需要提升亚洲地区的优先性，将军事资源集中至第一岛链内，

为盟友构建足够的防御能力，打消北京企图瓦解美国联盟的念头。秦江南提出，美国应该避免损害联盟关系的单边主义外交，重振国防工业基础，同时不要过早地与中国展开高层外交，也没有必要主动寻求与中国合作。梅慧琳提出，中国的目标是将美国赶出“印太地区”并确立自身的主导地位，同时在全球与美国抗衡。对此，美国应该专注于提升自身实力和影响力，捍卫其主导下的国际秩序，投入更多资源来支持盟友，最终成为更具吸引力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伙伴。

（四）秩序间致胜派

秩序间致胜派在美国对华竞争的目标上强调“取胜”，但在手段上更加激进，强调从国际秩序层面对中国进行孤立、排斥和对抗。博明、马修·图平等是这一阵营的代表人物。

博明提出，中国长期以来利用美国“自由开放社会”的特点而发动“政治战”，其特点是旨在渗透并颠覆竞争对手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信息战和影响力行动，重点是对外国精英实施“统战”工作。

图平认为，对中国而言，巩固国内政治安全的前提是重塑国际秩序。

关于美国对华竞争的目标，博明等人指出，美国不应该仅仅满足于管控竞争，而是必须在竞争中取胜。这种胜利意味着中国将放弃谋求战胜美国及其盟友，以及中国人民可以自主探索新的发展和治理模式。关于美国对华竞争的手段，博明提出，美国需要主动在中美关系中制造“摩擦”，包括一些强硬的言辞和政策。这些言论和行动可能会让人感到不舒服，但是美国可以通过这些“摩擦”明确告诉中国何种行为将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图平基于成本和可行性两个变量对四种对华策略进行了评估，认为“政权更迭”和“美国妥协”的成本过高，而“说服中国”已经失败，因此剩下的唯一选项是“与中国彻底脱钩，并建立一个孤立和排除中国的国际经济体系”。可以看出，这一阵营的学者持有一种更加极端的中国观。

美国学界新、老“中国通”的立场差异

美国学界新生代“中国通”的四大阵营在中国问题上虽然各有差异，但也有共性。同时，美国学界也存在以傅高义（Ezra F.Vogel）、芮效俭（J.Stapleton Roy）、兰普顿（David Lampton）等为代表的老一代“中国通”，他们当中既有学者也有长期负责涉华事务的前官员。梳理发现，美国学界新、老“中国通”在“接触”政策、“中国威胁论”以及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等三个方面分别形成了各自的共识性立场，且这两种共识性立场呈现相互对垒的态势。

（一）关于如何看待“接触”政策及其效果的立场差异

新生代“中国通”普遍持有一个立场，即“接触”政策没有实现既定的目标，因此是失败乃至错误的。例如，拉特纳等人撰文指出，“接触”政策并未如预期那样影响中国；外交和市场的力量并未带来中国政治和经济的自由化，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也未能约束中国的对外行为，因此美国需要重新检视其对华战略的基本假设。布兰兹认为，冷战后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失败了，美国未能成功地将中国纳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也未能改变中国的行为或政治格局。白洁曦表示，近年来中国的内外行为“粉碎了”西方对中国最终会拥抱自由主义的期望。博明认为，通过帮助中国致富，就能削弱中国对经济、人民和政治的控制，从而为中国逐步融入西方世界创造条件的观点是一个误判。梅慧琳提出，“靠经济相互依存促使中国的内外政策趋于温和”的预期是错误的，因为中国在构建和运用自身力量等方面的观点与美国截然不同。他们认为，“接触”政策最大的缺陷在于，其设计者并未考虑到，如何对中国超出预设框架的行为进行回应；而正确的战略应当是从一开始就防止这种可能性的出现。

相较之下，老一代“中国通”普遍反对“接触”政策失败论。芮效俭认为，对“接触”政策的否定反映出美国未能用长远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变化，进而忽视了“接触”政策效果的渐进性。他认为，虽然目前来看“接触”政策尚未完全实现它的预期，但已经在中国引发了相当大的变化。董云裳（Susan Thornton）认为，“接触”政策推动了中国经济大规模增长，使数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也使全球极端贫困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36%下降到2015年的12%，这无疑是人类的一项重大成就。杰弗里·贝德（Jeffrey Bader）认为，对华接触激发了中国经济潜力，为美国家庭和消费者带来了物美价廉的产品，中国对美国国债的投资减少了美国的财政赤字，中国的发展带动了美国经济的繁荣。柯庆生（Thomas J.Christensen）指出，2005年以来，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美国所期待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中国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中国的干预缓解了苏丹的种族暴力问题，中国还推动伊朗参与核问题谈判并促成了历史性的“伊核协议”，而这些行为都符合美国的利益。当然，老一代学者中也有少部分反对“接触”政策的人。例如，长期持鹰派立场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范亚伦（Aaron Friedberg）曾参与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对华战略大辩论，是“接触”的反对者和“遏制”的鼓吹者。他认为，“接触”与其说是一场赌博，不如说是一场错误，美国政策制定者错就错在没有充分防范“接触”失败的可能性，对失败的早期迹象缺乏敏感。

（二）关于中国是否构成“威胁”的立场差异

美国学界新生代“中国通”普遍认为，如今的中国对美国构成了一系列“威胁”和“挑战”。从政治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新生代学者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与美西方的民主制度无法相容，且中国的外交政策受意识形态驱动。从军事安全层面看，新生代学者认为台湾是中国首当其冲的“扩张”目标。从国际秩序的角度看，新生代学者认为中国正在试图将美国“赶出”亚洲，并通过削弱美国的影响力、破坏美国与盟友的联系等方式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乃至全球秩序。关于中国“威胁”的新近解释则是近年来部分新生代学者所鼓吹的“中国崛起见顶论”“中国崛起终结论”。白明和何瑞恩指出，所谓“东升西降”的说法是一种严重的错误，中国正面临着经济增速放缓、房地产市场萎缩、债务不断上升、人口老龄化以及粮食和能源安全方面的脆弱性等一系列问题，这将显著阻碍中国的发展。贝克利和布兰兹提出，历史上中国的崛起得益于相对友好的地缘政治环境、正确的改革与发展策略、合适的人口结构等，但如今这些条件均已不复存在，这也预示着中国的崛起即将“终结”。这些新生代学者还称，面临经济放缓的新兴大国可能会转向民族主义和对外扩张来维持国内支持与国际地位，而领土争端的激化、亚洲军事平衡的变化、国内政治权力的集中等都是促使中国加速转向对外扩张的因素。

大部分老一代“中国通”们并不认同“中国威胁论”。史文（MichaelD.Swaine）、傅高义等人曾联合撰文指出，中国的许多行为源于其长期存在的民族主义信仰和文化态度，中国也没有寻求在亚洲乃至全球的主导地位，中国的外交战略并非主导某一地区，而是避免被他国主导。这些老一代“中国通”们也不认为中国在亚洲的军事和外交政策具有侵略性，不认为中国意图削弱美国安全保障的可信度并破坏美国的联盟体系。相反，他们认为中国提升军事力量是为了防范外部可能存在的威胁，并抵御长期存在的领土主权争端。史文认为，中国意图推翻全球秩序的论调有违历史真相和学术共识，因为没有实质性的证据表明中国试图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且中国始终致力于维护现有国际秩序中的许多要素。史文还指出，美国政府有许多人断言，中国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构成了所谓“生存性威胁”，但事实上没有太多证据能够支持这种说法。中国在军事上仍然落后于美国，中国经济影响力的覆盖范围也是有限的，中国对输出其治理体系的兴趣也不大。冯稼时（Thomas Fingar）和兰普顿认为，近年来中国内外行为变化的根源仍然是国内问题，经济增长放缓、人口问题、就业困难等使得中国对国内不稳定以及政权安全的担忧加剧。与此同时，美国对双边关系的一系列消极行为也在不断加深中国对美国的疑虑。

（三）关于如何处理对华关系的立场差异

美国学界的新、老“中国通”在上述问题的立场上存在显著差异，而这种差异也引发了他们在美国应如何与中国互动等政策性问题上的不同看法。

大多数新生代“中国通”都认为，应当以“竞争”的概念来定义中美关系。在新生代学者眼中，竞争大体上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竞争是强调美国应该在各个领域主动反制中国的影响或行为。例如，拉特纳认为，针对中国以“破坏性”和“胁迫性”的方式来运用其日益提升的军事能力，美国应该继续寻求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同时采取实际行动强化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韩美妮提出，美国应当强化对中方入境人员的身份审查，包括强制性披露入境者是否与中国共产党、中国军方有联系，加强网络安全对抗与干预以及有针对性地实施签证限制等举措。贝克利提出，在安全议题上美国应优先考虑对华威慑而非安抚，在贸易等议题上应该先采取“大棒”政策再考虑是否配合提供“胡萝卜”，最后要将政策重点置于是否能够有效捍卫美国利益，而非是否推动了美中关系友好。在台湾问题上，贝克利和布兰茨等人认为，美国必须将主要军事力量集中在亚洲，并减少在其他地区的驻军，以应对紧迫的台海威胁，具体手段包括在台湾地区大规模储备弹药和物资，并准备好在可能出现的“战时”封锁中国外贸和商业等。

另一方面，竞争是强调美国应该从内外同步提升对华竞争力，即强化对内投资与对外结盟。葛维茨提出，美国的国内政策是对华竞争的关键因素，美国必须对国防能力进行投资，扩大联邦研发投资，接纳更多移民。拉特纳也认为，美国与中国竞争的有效战略应从加强国内创新入手，包括加大研发投入，以及培养和吸引更多人才。杜如松指出，中国在战略竞争中的最大特点就是拥有“规模优势”，包括完善的工业基础、强大的制造和生产能力、持久的技术创新水平以及庞大的军事力量和武器库等。相反，美国的体制令其不具备这种优势，因此美国不能“单打独斗”，而是必须通过优化联盟体系建立与北京相当的规模化优势。

相较之下，老一代“中国通”们普遍反对美国采取强硬乃至极端的对华政策。即便老一代“中国通”们不得不接受中美关系的基本面已经从“接触”走向“竞争”的新现实，但他们并不认为“竞争”是中美关系的唯一面向，而是更加强调合作面的重要性。

芮效俭认为，美国目前缺乏的是一种能够向中国人民传达的信息——我们希望双边关系不仅仅局限于对抗，要找到将美国自身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的方式。董云裳提出，美国政府应认识到，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对于美国的利益和全球联盟至关重要，两国应继续寻找联系与合作的方式。史文认为，中美双方必须停止互相指责，在官方和二轨层面开展真正的对话，就当前和未来双边及全球问题中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方面进行坦诚讨论，双方领导人也应该拿出足够的政治勇气推动有意义的合作，从而构建一个更加积极、建设性的和平共处愿景。总的看，老一代“中国通”们期望，即便中美两国开展竞争，也应当是一种良性竞争，即中美在竞争的同时最大程度地维持在各个领域的接触与合作，从而在政策层面上实现更具积极意义的互利共赢。

美国学界新、老“中国通”立场差异的原因

美国学界新、老“中国通”的立场存在显著差异，这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导致的。

（一）时代背景的差异

美国学界老一代“中国通”出生于上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他们完整地经历过美苏冷战，对于冷战期间极具风险性的大国对抗拥有清醒的认知，对和平、缓和的渴求更加强烈。大部分老一代“中国通”们亲历甚至直接参与到了中美苏“大三角”的权力格局转换和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赋予了他们观察中国在发生变化前后呈现出不同样貌的机会，他们看到了中国从封闭排外到改革开放的巨变，也看到了美国在与中国接触和交往后获得大量利益。因此，他们热切支持与中国交往，对中国发生“变化”满怀期待与信心，对“接触”所产生的效果给予积极肯定的评价。

相较之下，美国学界的新生代“中国通”则普遍出生于20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并在21世纪以来才开始从事中国研究，他们的视野中并不存在苏联的威胁，而是充斥着中国正变得越来越强、而且越来越敢于和美国进行正面对抗以争取自身利益的形象。

不同于老一代学者，新生代“中国通”普遍在新世纪后才开始观察中国，他们没有看到中国在融入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前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只看到了中国经济实力增长的同时继续维持着高度的政治独特性，这种时代差异带来的视野差异影响了新生代学者的中国观。新生代“中国通”们对“接触”政策实现其效果的时间容忍度大大下降了，他们迫不及待地发起对“接触”政策有效性的检验，认为提供给“接触”政策的时间已经耗尽，“接触”政策在过去无法且在将来也难以完成既定目标，因此美国应当彻底放弃“改变中国”的想法。

（二）中美实力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

与时代差异紧密相关的，是中美实力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军事、技术实力对美国形成快速追赶，两国的差距不断缩小。新生代“中国通”的对华观首先受到中美实力对比变化的影响。在新生代“中国通”眼中，中国“迎头赶上”使得中美在国际格局中的位置和结构逐步演变为“两强”，同时，中国不仅仅是一个与美国实力近乎齐平的大国，而且还是一个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经济制度、治理模式等与美国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的大国。在这种态势下，现实主义而非自由主义成为新生代“中国通”观察中国与中美关系的指导思想，中国在他们眼中不是一个有待改造和帮助的对象，而是一个实际存在的“挑战”与“威胁”。同时，美国新生代“中国通”们也目睹了一个综合国力相对衰落、内部治理问题频发的美国，这一态势让他们普遍产生了需要全力维护衰落霸权的“战略焦虑”。

老一代“中国通”也看到了中美实力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构性现象，但不同于新生代学者，老一代学者观察中国的指导思想仍是自由主义。在自由主义的视野中，虽然中国的实力明显增长，但同时仍然是一个值得被“改造”的对象，美国仍然可以对中国发生“变化”保持期待。此外，老一代学者也对中美实力对比接近的背景下人为制造“中国威胁”最终可能会导致某种“自我实现的预言”感到警惕。2019年，傅泰林（Taylor Fravel）、芮效俭、史文、董云裳、傅高义等学者在《华盛顿邮报》发起联署的致特朗普政府的公开信《中国并非敌人》中指出，虽然中国的行为日趋强硬，但中国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许多中国官员和精英实际上支持对西方采取务实、温和的态度，美国对北京采取敌对立场反而会削弱中国内部温和派的声音，助长民族主义强硬派的势力，促使中国变成真正的“敌人”。

（三）中美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中美实力发生变化的基础上，两国的战略选择及其带来的中美关系变化的客观事实也是导致新、老“中国通”对华立场差异的重要原因。应当指出的是，上世纪70年代因国际体系因素的变动使得美国率先实现对华关系“破冰”，但真正驱动两国建交的反而主要是中国国内发展的战略选择。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后，中国启动了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调整。中国主动选择融入国际秩序与美国通过“接触”将中国拉入国际秩序的战略目标高度契合。

建交四十多年后，中美两国各自再次深度调整了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加强了自身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得到深化，中国的发展战略选择随着党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探索而进行了适当且必要的调整。然而，在实力差距缩小的情况下，美国学界很容易对中国发展战略的阶段性调整及其带来中美关系的变化产生误读或疑虑。如今，老一代“中国通”的对华观也受到了中美关系变化的影响，他们也注意到了中国的发展战略正在经历调整。但相较新生代学者来说，老一代学者开始观察中国的时间更早，他们能够从更长的历史视野来端详中国战略调整及其背后的规律，也更容易接受这种调整是中国实力增长的必然结果。因此，老一代学者深知美国面对中国战略调整“无能为力”，更好的选择是适应中国的调整。

（四）美国国内氛围的改变与制约

长期以来，美国国内政治是影响中美关系的关键变量，因此这个因素对美国学界“中国通”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总的来看，在“接触”政策延续期间，美国政府和民间的对华氛围尚且开放包容。在这种氛围下，老一代“中国通”们可以较为自由地讨论对华政策立场，其立场也能相对客观。自2017年特朗普开启对华战略竞争以来，美国国内的对华好感度不断下滑，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数据显示，自2017年以来对华持负面认知的美国民众数量急剧上升，并在2023年达到83%的峰值。相关数字在2025年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维持在77%的高位。这使得在美国国内对华强硬成为一种“政治正确”。

美国国内严峻的对华氛围对新生代“中国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方面，对于正处于职业上升期的新生代学者来说，为了自身的发展，他们被迫或不自觉地展现出符合当下美国政治氛围的对华竞争性立场。另一方面，中美交流的减少和受限客观上也固化了新生代“中国通”们偏向鹰派的立场。受制于美国国内氛围以及美国政府的一系列消极举措，中国学者赴美交流和美国学者来华交流的意愿下降、难度增加，这使得美国学者对中国的研究更容易受到国内负面信息和评论的影响，对中国的负面认知也趋向固化。对于老一代“中国通”来说，他们职业生涯的高峰期已经过去，甚至一些学者在美国政策圈已经逐步走向边缘化，因此他们无需像新生代学者那样考虑当前美国国内氛围是否会影响其发展前景，就中国问题表达自身立场时也没有过重的心理负担。

（五）学术训练与研究风格上的不同

最后，新、老“中国通”在学术训练背景上的不同是造成他们立场差异的一项特殊因素。许多老一代“中国通”们被称为“汉学家”，他们的中文或许不流利，但并不影响他们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等通常更容易被忽视的“软”领域有独到的了解，而这些领域恰恰是理解中国政策背后复杂性的前提。另外，老一代“中国通”们的研究风格偏向经验主义和感性主义，他们与中国的政界、商界以及学界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在这种长期交往中也慢慢形成了对中国独特的情感与认知。

相较之下，新生代学者们普遍接受的是社会科学方法的专业学术训练，他们首先是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的专业人员，其次才是中国问题专家。这种学术训练背景将新生代“中国通”培养成“冷漠”的研究者，他们拒绝以经验主义、感性主义视角来看待中国，而是更倾向于使用理性主义的态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来解构中国。新生代学者眼中的中国只是单纯的研究对象，这份“冷漠”使得他们难以或不愿意去理解中国政策背后的复杂性，导致他们倾向于采取“一刀切”的强硬方式与中国“打交道”。

美国学界新生代“中国通”的政策影响

美国学界新生代“中国通”的崛起必然会对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与中美关系产生政策影响。本文试图从舆论、政府与国会三个维度评估这些新生代学者的政策影响。

（一）为美国对华战略的转变打造舆论环境

过去四十年，美国“接触”政策的存续有赖于一个被称为“接触派”（Engager）群体的支持，普遍赞同对华“接触”的老一代“中国通”是这一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另一部分人则更多来自与中国“接触”中获利的美国商界人士。尽管反对“接触”的强硬派始终存在，但并未形成主流，且在美国对华战略辩论中也未能占据上风。一个团结和稳固的“接触派”群体确保了长期以来美国对华政策不偏离“接触”政策的总体框架。

近年来，新生代“中国通”通过发表学术论文、政策评论等方式掀起了针对“接触”政策的大规模反思与清算，相关辩论也对部分老一代“中国通”的观点造成了影响，进而冲击了“接触派”群体的稳固性，导致了该群体的分裂。其中一个关键标志是一些曾经支持“接触”政策的人如今却走到了它的反面，例如亚洲协会中美关系中心主任夏伟（Orville Schell）、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以及曾经陪同基辛格秘密访华并在后来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等。与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对华大辩论相比，这场由新生代学者发起的对华辩论改变了美国学者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反接触派”（Anti-Engager）阵营也从弱势到逐渐占据上风。

新生代“中国通”崛起间接为美国新对华战略的出台塑造了舆论环境。“接触派”群体的分裂从客观上加速了美国学界就应当采取何种对华新战略展开的讨论。这种讨论不仅聚焦新战略的竞争性总方向，还涵盖了应该如何从政策层面对新战略进行概念化与操作化。讨论所形成的舆论环境与特朗普政府扭转对华战略产生了某种“互构”关系：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接受了美国学界提出的、以“竞争”为关键词的对华战略；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的许多政策选择又反过来成为美国学界讨论和研究的对象。总的来看，美国学界新生代“中国通”削弱了“接触”政策的理论根基和群体根基，为“竞争”战略的推出奠定了基础。

（二）进入政府直接参与对华决策

美国学界新生代“中国通”影响政策最主要也是最直接的方式是通过“旋转门”进入政府、参与对华决策。但应当强调的是，政府的决策通常是一个“黑箱”，无论其透明度多高，仍很难分辨具有学术背景的官员们在某个政策出台的过程中究竟发挥何种作用。某项政策既可能由官员们驱动，也有可能仅单纯反映了最高领导人的意图。因此，判断学者与具体政策之间的关联往往在于观察其立场与政策取向是否“同频”。

特朗普1.0政府时期的国家安全与外交团队中并没有典型的“中国通”。该团队中的大多数人对中国基本没有了解，且高级职位频繁易主，官员们的任期普遍较为短暂。博明是特朗普1.0政府中极少数任职时间较长且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实际影响的“中国通”。在担任副国家安全顾问后，由于其上司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缺乏亚洲政策经验，因此博明基本成为白宫对华政策的核心设计者。在国安会任职期间，博明参与了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起草工作。这份报告是美国历史上对华表述最为负面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博明的“鹰派”立场对美国政策产生了影响。

拜登政府时期，美国新生代“中国通”们开始大规模涉足对华决策。外交领域，拜登政府重建了特朗普1.0政府后期遭到严重破坏的中美外交沟通渠道。拜登政府推出“护栏”的概念，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和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与中国同行建立了高级别沟通渠道，中美通过三次元首会晤实现了双边关系的止跌企稳，这些行动都与杜如松等人倡导的“降低风险”“管理竞争”理念高度一致。经贸领域，拜登政府基于“小院高墙”理念打造对华先进产业限制政策，这与新生代学者关于在技术的安全风险和经济收益中寻求平衡、对“去风险”的范围实施限制、中美两国保持一定程度的融合等观点也是一致的。军事安全领域，前美国国防部负责印太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拉特纳在拜登政府的政策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作为国防部中国工作组的负责人，拉特纳从三个方面影响了拜登政府的对华安全政策。首先是联盟，拉特纳与其同事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推动了美国与印太盟友在能力、态势、互操作性等方面的进展，包括落实帮助澳大利亚获得核动力潜艇的AUKUS项目、将日本纳入美澳联合军事演习、与菲律宾签署《加强防务协议》（EDCA）等。其次是强化威慑，拉特纳阐述了美国《国防战略》在中国问题上的重点，即建立一种综合威慑，目标是阻止大陆认为存在一种快速且低成本的对台武统方式。拉特纳称，国防部正在投资关键能力、加大投入开发和部署突破性技术等，为维持长期威慑力奠定基础。最后，拉特纳也参与了与中国同行的沟通与对话，强调努力确保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不会演变成冲突。

（三）影响国会出台涉华法案

“中国通”们通常会通过听证会、简报会等方式向国会议员输送自己的涉华观点或立场，这些观点有时被议员们吸收，并最终转化为涉华法案的具体条款。例如，杜如松曾于2020年在美国参议院作证，阐述了通过调整美国经济政策来应对中国“挑战”的观点。他建议国会应强化经济战略相关的信息收集、促进高技能人才移民美国、将联邦研发支出增加四倍、采取反垄断措施以增强美国在关键行业的韧性以及与主要盟伴加强科学合作等。杜如松的上述观点一定程度上体现在美国国会2022年8月通过的《芯片与科学法案》中。例如，法案为美国半导体芯片行业生产、研发和人才培养提供高达527亿美元的直接拨款。法案还设立“国际技术安全与创新基金”（ITSI Fund），专门用于强化与美国盟友在半导体领域的合作。

又如，梅慧琳长期以来专注台湾问题。2023年4月，她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就台湾问题作证，对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威慑提出政策建议。

梅慧琳认为，即使美国的力量投射平台能在中国的打击中全部幸存，美国也缺少足够的国防库存来应对台海的战争需求，更遑论上述前提假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美国需要分散军事资产的部署，提升政府与国防工业界、私营企业的协调以激发国防装备的生产潜力。梅慧琳还重点提到应该提升台湾地区的“自卫”能力，所有涉台援助都需要优先考虑美台联合作战的前提。观察2023年12月美国国会表决通过并送交拜登总统签署的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可以发现，法案包含了多项旨在促进国防生产的条款，例如支持运用“多年度合同授权”（Multiyear Contracting Authority）工具、更及时向小型企业分包商支付款项、支持国防部加强国内战略及关键材料的生产工作等。涉台方面，法案提出与台湾地区开展实战训练和军事演习以提高双方的互操作性，为台湾军队制定全面的训练、咨询和机构能力建设计划等。这些条款和内容与梅慧琳听证会上的观点在方向上保持一致。可见，国会立法也是美国学界新生代“中国通”发挥政策影响的一个重要途径。

结语

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深化，美国学界“中国通”的代际转换已成定局。老一代“中国通”及其倡导的对华“接触”观基本淡出历史舞台，新生代“中国通”持续崛起并终将成为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操盘手”。尽管新生代“中国通”中也存在强调对华合作的声音，但是这种“合作”与老一代“中国通”眼中的“合作”存在重大差异。老一代“中国通”往往将合作视为推动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在新生代“中国通”看来，合作并非代表对华友好，而是基于对美国利益的清醒认知，是为了实现“共存”、管理竞争而不得已做出的选择。

除了“新老之别”外，美国学界新生代“中国通”群体内部也展现出一种“新新之别”。“致胜派”强调在对华政策中采取更加强硬的手段，通过寻求一定程度的对抗甚至是推动“政权更迭”来实现对华战略竞争的目标。而“共存派”则代表了一种折中的现实主义策略，主张在强化对华竞争的同时维持必要的合作，从而实现与中国在竞争中共存。如果说“新老之别”的背后更多反映出时间线索的变迁，那么“新新之别”的背后则更多体现出空间视野的差异。

说到底，“共存派”与“致胜派”的分野实际上反映出使用“全局思维”还是“局部思维”看待中美关系的两套逻辑。在全局思维下，对中美关系的考量结合了体系与地区层次的结构视角，因此也推动“共存派”更多关注中美竞争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在局部思维下，意识形态与政治视角占据主导地位，体现出一种更为狭隘的中国观。

总的来看，由两党大多数新生代“中国通”组成的“共存派”阵营在新一轮美国对华战略辩论中占据了主流地位。与此同时，过去八年两党政府在对华战略竞争的实践中均不同程度地认可了中美两国走向长期共存的前景。两届美国政府都明确表示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同时都力图遵循“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的核心底线，那么与中国的“共存”将无可避免地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前景的唯一选项。面对一系列新变化、新现实，中国应当积极参与、主动塑造，推动中美战略博弈逐步迈向“稳态”与“共存”的新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