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及其对台湾的影响

华盛顿的外交政策精英与更广泛的美国公众之间，在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问题上似乎正出现鸿沟。从我在华盛顿特区智库工作的视角，以及通过在美国各地的定期旅行，我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讨论。这种分歧——即美国精英的鹰派立场与公众的谨慎态度——可能会成为未来几年影响台湾安全环境的最被低估且最具影响力的外部因素之一。

在美国政策界，对华的主流观点已变得毫无疑问地强硬。许多国会议员，以及民主党和共和党历届政府的现任和前任官员，都认为中国致力于取代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中国被广泛认为是唯一一个既有野心又有能力超越美国的国家。华盛顿的核心问题是：美国如何防止中国统治亚洲，并制定有利于自身的全球新兴技术规则。

这种精英共识并不局限于某一个政党。许多曾在乔治·W·布什、奥巴马、拜登和唐纳德·特朗普等不同领导人麾下任职的高级官员，主要通过竞争的棱镜看待中国：包括战略、技术、意识形态和军事竞争。但在美国政治中心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唐纳德·特朗普本人。

特朗普并不把中国描述为美国最重要的对手。相反，他经常试图向美国公众保证，他与中国领导的关系非常融洽，两人可以达成协议并处理问题。特朗普经常引用他与习近平之间的一种“默契”，即中国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将避免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特朗普朝令夕改的倾向（正如他最近在美伊谈判期间发动对伊打击所表现的那样）必然让北京感到紧张。尽管如此，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特朗普愿意背离将“大国竞争”作为美国政策的组织原则的做法是受到欢迎的。

特朗普在国内采取对华比较温和的态度并没有使他付出明显的政治代价。以 TikTok 为例，在特朗普重新掌权之前，华盛顿几乎一致支持将这款中国社交媒体下线。特朗普的想法则不同。尽管国会通过了禁止 TikTok 的法律，且最高法院确认该法律并不违宪，特朗普还是推翻了这一决定。如今，TikTok 在全美被广泛使用，而国会对这一问题几乎保持沉默。

特朗普在制定自己的对华路线上享有如此大的自由度，部分原因在于他的做法更贴合华盛顿以外美国人的心声：即保证对华政策处于受控状态，且不会爆发美中冲突。对于已经因乌克兰和伊朗战争而疲惫不堪，并对通货膨胀、移民和就业感到焦虑的公众来说，他们对美中对抗的支持不高。民调始终显示，美国人在对华关系上的首要任务是避免战争。

民意调查印证了我经常在美国各地的谈话中听到的声音。根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最近的一项全国调查，“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表示，目前中国在全球实力和影响力方面已与美国旗鼓相当或已经超越美国……更有大量的美国人预见中国未来将超越美国。”

引人注目的是，绝大多数受访者（62%）表示，如果中国的实力超过美国，他们的生活并不会变差。换句话说，华盛顿专家所担心的、对美国具有战略灾难性的后果，似乎并未在美公众中引起同样的恐慌感。

在最近的一次西雅图之行中，我不可能忽视这些动态。我与学者、学生、公民领袖、企业高管、家人和朋友交谈。在几乎每一场关于中国的对话中，问题都是一样的：“我们是否必须与中国打一场战争？”与我交谈的人更关注中国如何直接影响他们的生活，而不是对美中实力的综合评估。他们的担忧范围广泛：从中国对他们就业的影响、网络攻击、芬太尼前体原料的流入，到他们的孩子可能不得不在太平洋参加战争的可能性。

精英与公众观点之间日益增长的分歧，势必将塑造通往2028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政治辩论。对于共和党人来说，在竞选期间可能很难与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拉开距离。但如果共和党赢得总统职位，对华立场转向强硬是有可能的。特朗普对他个人化的对华外交的信心是他独有的。

对于民主党人来说，这场辩论将更公开地展开。候选人的本能倾向将是辩称特朗普对华太软弱，美国必须采取更具竞争力的姿态维护其世界领导地位。其他人则可能试图更贴近公众情绪，强调管控紧张局势并避免与中国发生不必要对抗的必要性。如果公众对美国外交政策精英的信任度进一步下降——特别是如果伊朗或在其他地方的冒险行动削弱了他们在公众眼中的公信力——后一种方法可能会获得支持。

这些美国内部的辩论将对台湾产生重大影响。如果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仍由精英偏好驱动，且如果一位更传统的美国领导人继特朗普之后上台，华盛顿可能会回归以战略竞争为核心的对华政策。或者，如果一位更具民粹主义色彩的领导人接替特朗普，美国可能会进一步转型为“管控”中国崛起而非“抗衡”中国崛起。

对台湾而言，一个启示是：美国对台政策转变的潜在范围现在可能比过去几十年任何时候都要宽泛。鉴于此，台湾加强与美国两党的密切关系更为重要——不仅是在华盛顿，而且是在全美各地。同时，如果台湾被视为全球地缘政治稳定器之一，并是美国缔造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未来的努力中“不可或缺伙伴”，那美国就不会在与台北离心离德的路上走得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