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剑：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节选二）

编者按：1949年底至1950年初，美国国会两党就蒋介石政权丢掉大陆展开了一场大讨论，明确提出了“谁丢失了中国”这个大问题，由此展开激烈的政党斗争和持续的政治审查。期间涌现出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把严肃的政治和道德追责引向了一场政治迫害运动，最终使得“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这样的问题没有在历史和理论层面上获得应有的反思。本文是作者正在撰写的“世纪批判三书”第一部《世纪的歧路：左翼共同体批判》下卷第二章之第一节，以重问“谁失去了中国”为题，开启对这一历史公案的再思考。本文共六个部分，约38000字，经作者授权，本公号分六次转发，敬请各界关注和批评，不必打赏，欢迎转发。

美中关系白皮书：无可奈何的供状？

1949年8月5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还在返国途中，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白皮书是根据国家军事部门、财政部、租借总署、白宫的档案和其他官方记录作出的“完全之分析”，长达千余页，包括四百余页的正文和六百余页的附录，内容特别着重1944至1949年期间的美国对华政策，旨在说明中国国民政府的迅速失败源于自身的腐败无能，而非美国政府的援助不足。与白皮书同时发表的是国务卿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信，该信长达七千余字，简明扼要地回顾了中国自20世纪初以来的革命性变化、国共两党之争所导致的国家分裂、日本入侵引发的中国抵抗力量的部分瘫痪和愈加严重的内部争权，提纲挈领地概述了美中关系的历史演变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各种基本原则，尤其是强调了门户开放主义、尊重中国的行政和领土的完整以及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的政策对于美中关系的奠基性意义。

艾奇逊坦承白皮书是“关于一个伟大的国家一生最不愉快的时期中极端复杂的问题的坦白记录”，其中重点阐述了美国战后对华政策的三种抉择：1、完全不介入中国事务；2、大规模地在军事方面加以干涉；3、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泛确立其在中国的权力，同时努力使国共双方妥协，以避免内战。艾奇逊认为，在这三个政策途径上，第一途径有违美国的国际责任和对华传统的友好政策，第二途径完全不能实行，美国只能在第三途径上，力图促使国民政府在趋于稳定并沿着民主道路进步的条件下，使中国得到和平，同时协助国民政府在中国尽可能广大的地区里建立其权威。但是，这一政策途径受阻于国共两党“根深蒂固的互相猜疑”而始终不能畅行，相反，却因为两党间时断时续达二十年之久的内争和领袖个人间的深刻怨恨与无法调和的歧异，“以致使达到协议成为不可能”。艾奇逊试图向总统，同时也是向美国人民证明，中国国民政府迅速失败的原因，不是美援不充分造成的，美国政府以赠予和借贷的方式给予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的援助总数约达20亿美元，这个数字在价值上等于中国政府金钱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国军在具有决定性的1948年内，没有一次战役的失败是由于缺乏武器或弹药；美国供给中国军队的军需品之大部分，因为国民党领袖们在军事上之愚昧，他们的叛变投降和他们部队之丧失斗志，而落入中共手中。正是基于对中国国民政府的腐败指控，艾奇逊认为国民党貌似强大的力量是软弱的，他们的胜利是建立在沙丘之上，最终失去对中国大陆的统治权是必然的事情：

“它的领袖们对于他们所遭遇的危机已经证明是无力应付的。它的部队已经丧失了斗志，它的政府已经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共产党则通过一种严酷的纪律和疯狂的热忱，企图使人民相信他们实为人民的保护者和解放者。国民党的部队已无需别人来击败他们，他们已自行瓦解。历史一再证明，一个对自己失去信心的政权和一个没有士气的军队，是经不起战斗的考验的。”1

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和艾奇逊国务卿致杜鲁门总统的信，尽管字里行间充满着对国民党政权的强烈不满，以及从人民支持的角度对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予以某种程度的认可，但是，这两个文件仍然招致了来自中共方面的猛烈攻击。1949年8月8日至12日，新华社在其编辑出版的《参考消息》上翻译刊登了白皮书整整8章的摘要和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函的全文，新华社同时发表了由社长胡乔木撰写并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社论——《无可奈何的供状》。文章认为：“白皮书是美国帝国主义反动政策在中国惨败的史册”，“美国帝国主义政府的任何白皮书，将只能无可奈何地判决自己的失败，并且无可奈何地证实中国人民和各国革命人民的胜利”。2 8月14日至9月16日，毛泽东连续发表五篇评论文章：《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按照毛泽东著作编辑者的说法：“这些评论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幻想，并且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说明。”3

中共对美国白皮书的激烈反应并未出乎美国人的预料，自从马歇尔调停国共矛盾失败以来，美国人日益认识到中共集团并非是他们以前想象的那样，是一群铁托式的民族主义者，而毋宁是完全听命于莫斯科的共产主义战士：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对国民党斗争毫不妥协，对美国调解不抱幻想。马歇尔的使华记录专门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态度”，认为中共与美国的好景不长的“蜜月”在1946年6月便终止了，随后就是“在我使华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宣传上对美国的猛烈攻击”；到了9月，中共发动了针对马歇尔本人的宣传攻势，谴责他的调停工作是为华盛顿“装点门面”；即使中共在私下里对马歇尔的调解努力表示信任时，“来自延安的公开攻击却持续不断”；中共攻击美国在10月达到高潮，就美军撤离中国一事发动了“美国滚出中国”的宣传战。4马歇尔在该年12月终于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并不希望美国在华调解，毛在12月31日发表的新年文告中明确提出“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美国被说成是已经代替了德、意、日法西斯地位而成了世界性的侵略者和全人类的公敌，而民主则被说成是苏联的同义词，是一切国家希望把人类从压迫和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同义词。5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马歇尔不再对国共和平谈判抱有希望，他在离开中国之际首先考虑到的是，一旦国民党在与共产党的战争中失败——实际上他在内心中已经认定国民党必然失败，美国政府必须向美国人民解释中国时局发生巨大变化的内在原因。用他向杜鲁门总统报告中的话来说：在回国后发表一项坦率的声明，声明既要“严重地削弱（如果不是摧毁）反动分子在国民政府内的权势，并使自由派分子上升到控制地位”，同时，“还可以有条件以一种足以削弱中国共产党地位的方式为他们反美的歪曲和恶意宣传描绘一幅真实的图景而给美中两国视听被弄混淆了的人民以某种开导。”6因此，马歇尔的使华报告可以被视为是两年后发表的美国关于美中关系白皮书的初稿，两者都旨在向美国人民说明，国共政治和军事力量的逆转完全是源于国民党自身的腐败和共产党拒绝和平，与美国军事援助不足无关。艾奇逊在1950年1月12日发表了题为《中国的危机——对于美国政策的审查》的演讲，在这个被人称之为“艾奇逊国务卿历来所发表的一篇最卓越而又最引起争论的讲话”中，他主要是试图驳斥共和党籍参议员塔夫脱的如下指责：国务院已“受一个左翼集团的支配，这个集团显然要把蒋一脚踢开，至少是愿意为此目的而把中国交给共产党人。”艾奇逊完全不能接受这种指责，他认为“有许多人被中国发生的事件弄得迷惑不解，未能了解这种背景，探索奥秘的原因，而责怪美国把事情搞糟了。”他为此强调白皮书的基本结论：把美国“失去”中国“归咎于外援不足，完全是错估了中国事态的发展和有关的各种力量的性质。”蒋介石政府不是被“优势的武力所推翻”，“蒋拥有中国历史上任何统治者都未曾有过的最大的军事力量，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和经济援助”，他的失败是因为共产党拥有比国民党更强大的精神力量。7杜鲁门总统完全同意国务卿的这个判断，他认为腐败的国民党政府是中国灾难的原因，他告诉“杜鲁门主义”的积极推手、参议员阿瑟·范登堡说：“我们选中了一匹坏马。”8

美国国务院发表白皮书，是力求帮助美国人民理解中国艰难、混乱的处境及其原因，然而，令杜鲁门政府没有想到的是，白皮书在美国政坛引发了比来自中共更加严厉的批判浪潮。杜鲁门的传记作者大卫·麦可洛夫记载了围绕着白皮书所展开的激烈争论：“这份报告并未如杜鲁门和艾奇逊所希望的那样成为一份辩解的材料，反而引起了一场争论。”例如，《纽约时报》称这份文件是“好心犯错误的令人遗憾的记录”；更为激烈的批评则把它称作是一份掩盖和有意歪曲事实真相的文件；还有更难听的，说它是“一份为那些……协助共产党征服中国的……国务院中的亲共分子所做的圆滑的辩解”。9美国《时代》和《生活》杂志出版人亨利·卢斯——蒋介石在美国最重要的支持者，自中国内战爆发以来一直指责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把国民党政府局势的恶化归咎于杜鲁门总统和他的“半个面包”（half-a-loaf）政策，即没有支持中国到最后，认为美国政府背弃蒋介石，背弃这位与共产党斗争了20年的亲美的政治家，必将继续把美国引向最大的外交灾难。10《时代》周刊在白皮书发表后发表评论文章，明确提出美国“失去”了中国——“中国，除西欧之外美国最重要的联盟，失去了”。11失去中国的原因是美国没有和其在中国的代言人通力合作，杜鲁门政府没有拿出像对待欧洲共产主义那样的热情与亚洲的共产主义斗争，而是“申请破产，似乎是不顾一切地用陈词滥调和揭丑指责来寻求偿还。”12卢斯的夫人，莱克尔·布斯·卢斯在一个题为《美国对华政策的神秘面纱》的演讲中，批驳了二战以来美国国务院的各种对华政策，她强调说美国人民的确对中国很感兴趣，但美国国务院从来不利用民众这种潜在的支持，推动增加对国民党的援助。她反对认为腐败是国民党失败根源的说法，指出腐败在美国政界司空见惯，腐败是任何社会都难以避免的，美国对国民党腐败的先入为主的看法导致了看待中国形势的短视行为。她最后认定：“国务院的自大和幼稚结合在一起，导致了灾难性的政策，使美国抛弃了中国。”13

新闻媒体掀起的关于白皮书的争论当然不会孤立进行，它必然引发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政治斗争。在民主党的杜鲁门和共和党的杜威进行总统竞选时，两党的对华政策存在着重大差异，后者远比前者承诺更加积极和全面地支持蒋介石政府用武力统一中国。但杜鲁门出人意料的获胜不仅打破了蒋介石期待杜威掌权的幻想，而且让民主党政府得以继续延续罗斯福总统所确立的对华政策：支持国民政府，但拒绝对国民政府进行大规模军事援助。因此，当国民党失去在中国大陆的统治权时，美国共和党人士必然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就是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的失败。赫尔利谴责白皮书的文献记录是“为国务院的亲共分子策划搞垮我们的盟友提供了顺当的借口”。国民党在国会的院外援华团（China Lobby），联合共和党参议员周以德等，掀起了对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的批判，认为秘密文件能确凿证明中国是被出卖的，“丢掉”中国的人犯下了足够吃官司的罪行，但国务院却将那些密件扣住不公布。14 1951年，美国国会举行了一次轰动一时的听证会，该听证会调查涉及从1944年华莱士代表团访华到1951年麦克阿瑟被召回国这一时期的美中关系，共和党人的质询表达了一个基本看法：没有从美国获得充分的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导致蒋介石失去了中国——“美国没有向中华民国及时提供足够的武器弹药，这是后者后来败于共产党的主要原因”。他们为此特别强调：“支持中华民国应该成为美国始终不渝的政策。蒋介石总统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亚洲一位杰出的反共领袖。我们在亚洲和全世界的敌人是俄国共产主义。”15在两党政治斗争的形势下，由共和党主导掀起的政治问责——“谁丢失了中国”，很快成为美苏冷战以来的一个重大问题，国务院那些决定美国对华政策的人自然首当其冲地成为质疑和批判的对象。

在关于“谁丢失了中国”的讨论中，有一个说法传播甚久，那就是有人把国民党中国的覆亡归咎于四个“约翰”，即约翰·谢伟思、约翰·戴维斯、约翰·费尔班克（费正清）和“约翰”介石（“约翰”的英文发音与“蒋”的发音近似）。16事实上，在美国国务院决定美国对华政策的名单中还有好几个“约翰”，如约翰·卡特·文森特，约翰·肯尼思·埃默森，包括美国驻华大使约翰·司徒雷登。这些“约翰”提供给国务院的关于中共的报告和文件，对于从罗斯福总统到杜鲁门总统确立美国对华政策，的确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从主张“联共”、“限蒋”到主张建立国共“联合政府”，以及基于清廉的共产党和腐败的国民党的基本判断而主张限制对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军事援助，成为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基调，也成为白皮书为这一政策辩护的主要依据。赫尔利在1945年11月26日辞去美国驻中国大使一职时发表声明，指控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让职业外交官“给败坏了”，他们公开给中国共产党“出主意”，反对将国共军队合二为一。他控诉道：“在战争中，我们为美国的民主和理想而战”，而现在却派美军“维护同美国的民主、理想迥异的意识形态”，有些外交人员和军官甚至想把美国武器、物质提供给共产党。他在参议院作证时进一步指控国务院内部的“亲共产主义”阴谋十分猖獗，特别强调谢伟思等外交官企图毁掉蒋介石政府。17

赫尔利对谢伟思等人的指控没有被坐实，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并未发现支持这类指控的证据；时任国务卿伯恩斯亦亲自为谢伟思作证，证明一个外交官通过正常渠道向上级递交一份讲真话、实话的报告或建议，恰恰是国务院所需要的精髓所在。18至此，赫尔利发起的对国务院的攻势以失败而告终，谢伟思等“中国通”提出的“联共”、“限蒋”的主张依然是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的主要选择。从这个意义上看，将谢伟思这几个“约翰”列入美国“丢失中国的人”的名单，似乎并不为过。尽管也有人为他们作出辩护：“丢失中国的并不是他们。他们当时的权限既丢不了也保不住中国。中国是经历了一场剧烈的也许是无法制止的革命之后被蒋介石丢掉而被毛泽东得去的。”19后来接替艾奇逊担任国务卿的杜勒斯，在1950年出版的《战争乎，和平乎》一书，进一步为国务院提供辩护：中国发生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中国的丢失，“主要是中国局势本身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国务院的什么人做了什么或没有做什么的结果。”他甚至认为：“要是事实证明中国的共产党政府有能力治理中国，而不会在国内遇到严重的抵抗，那样，也就应当接纳它进入联合国。”20这些情况表明，“谁丢失了中国”这个问题一旦陷入两党之争，从民主党政府这边必然会形成从总统到国务卿再到制定具体对华政策的外交官们的统一战线，包括联合左翼媒体和左翼学者形成更大范围的舆论情势，最终是要证明美国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是“我们外交史上伟大的文件之一”（费正清语）。

在美国白皮书即将发表的前夜，国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叶公超曾召见美国驻华公使蓝钦，要他转告国务院勿于此时发表这份文件，以免影响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也向国务院要求推迟白皮书的发表。蒋介石在自己的日记中表达了对白皮书的强烈愤怒和沮丧之情：“对美国‘白皮书’可痛可叹，对美国国务院此种措置，不仅为其美国痛惜，不能不认其主持者缺乏远虑，自断其臂而已。”他还写道：“马歇尔、艾奇逊因欲掩饰其对华政策之错误与失败，不惜毁灭中、美两国传统之友谊，以遂其心，而亦不知国家之信义与外交上应守之规范。”认为这个“失信于世”的白皮书，“为美国历史上留下莫大之污点。”21尽管如此，按照陶涵的记述，蒋介石本人并没有完全否定白皮书中的主要结论，他曾公开承认他的政府不可解决的失败，是自身战败的主因。惟有和美国国务院不同的是，“他深信若非苏联支持共产党，这些失败也不致导致国民党的覆灭。”22

美国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招致了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共和党的共同批判，用迈克尔·沙勒的话说，这是“一份谁都会忍不住表示深恶痛绝的文件”，23这不能不说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大奇观。问题在于，谁的批判更接近于事实？从中共批判的角度来看，新华社社论将美国白皮书称之为“无可奈何的供状”，是美国帝国主义反动政策在中国惨败的史册，这一论断从国民党失去中国大陆政权而言，并没有违背事实；从美国一直致力于维护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地位而言，国民党的失败无疑是美国外交政策在20世纪最惨重的一次失败，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美国白皮书力图推卸美国政府对于制造国民党失败应该承担的责任，而共和党人则把“丢失中国”的责任归咎于几个“约翰”，显然都与事实真相相去甚远。白皮书发表之后兴起的两党之争，纠缠于政党理念和意识形态的互相攻击，尤其是“麦卡锡主义”的崛起与泛滥，让严肃的历史追责沦为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迫害运动，使得“谁丢失了中国”这个问题被党派斗争严重扭曲，身陷政治旋涡中的代表性人物因时势变迁而难以被准确臧否，以致今天关于美国“失去”中国的深远意义依然被严重遮蔽。

本文注释：

1 参阅新华社编《参考消息》第469期，1949年8月8日。

2 新华社1949年8月12日社论：《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人民日报，1949年8月13日刊印。

3 参阅《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83页，脚注。

4 参阅[美]马歇尔：《国共内战与中美关系：马歇尔使华秘密报告》，第364-376页。

5 参阅同上书，第377-378页。

6 参阅同上书，第352页。

7 参阅[美]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册，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伍协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230-231页。

8 [美]大卫·麦可洛夫：《杜鲁门》，王秋海等译，新世纪出版社，2015年，第875页。

9 同上书，第876页。

10参阅[美]T·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森：《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姜智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33-234页。

11同上书，第256页。

12转引自同上书，第256页。

13参阅同上书，第261页。

14转引自[美]琳·乔伊纳：《为中国蒙难——美国外交家谢伟思传》，第212页。

15参阅[美]罗斯·Y·凯恩：《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张晓贝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21页。

16参阅[美]伊·卡恩：《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第5-6页。

17参阅[美]琳·乔伊纳：《为中国蒙难——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第191-192页。

18参阅同上书，第193页。

19[美]伊·卡恩：《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第2页。

20参阅同上书，第265页。

21转引自陆卫明：《蒋介石的外交秘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2页。

22[美]陶涵：《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第364页。

23[美]迈克尔·沙勒：《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第3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