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剑：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节选三）

麦卡锡主义：罔顾政治问责的政治迫害

麦卡锡主义及其制造的大规模政治迫害运动，毫无疑问地属于美国战后冷战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一页。它在反对“共产主义的侵略和颠覆阴谋”的幌子下，用“假设的罪名，露骨的偏见，轰动的宣传，非法查没文件，依赖不可信的证人，拒绝交互询问，对个人的不公平的对待”，以及“歪曲证据，断章取义，忽略有利证词”等方式，1蓄意在美国政坛制造共产主义恐慌，以此围剿政敌、科学家和各种无辜人士。费正清由此认为，从1950年至1954年，美国进入了“麦卡锡时代”的非常时期，它所带来的“大恐慌”，首先“是一场由普遍存在的缺少安全感引起的，这是美国人民本身的一种病态心理。这种不安全感体现在对国家安全、美国价值观以及自由主义体制脆弱性的担忧上。”其次是美国共产党自1935年以来不断改变策略，开始利用统一战线蛊惑、怂恿自由主义者，声称“共产主义就是20世纪的美国主义”，导致共产党基层组织、研究会和间谍组织开始出现在许多部门和机关。最后是两党制政治体系中的“正常”轮替开始出现不平衡时，因民主党长期执政达20年而引发了剧烈的两党之争，杜威没能在1948年总统大选中战胜杜鲁门让许多共和党人难以接受。2正是基于对上述主客观情势的判断，关于“失去中国”的争论在费正清看来，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失去中国’的原因在于美国支援不力，而这正是由于‘国务院中的共产党分子’操纵所致。于是麦卡锡找到了他所需要的机会。”3

确如费正清所概括的那样，麦卡锡主义作为美国共和党内极端右翼势力的代表，它所发动的肆无忌惮的政治迫害运动，既是对苏联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所作出的变态式反应，也是挑战民主党的长期执政地位以便为1952年的总统大选制造声势，当然也有麦卡锡本人力图通过一鸣惊人的壮举使自己从默默无闻的状态中崛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麦卡锡参议员原来对中国问题一无所知，他是在准备1952年连任竞选纲要时，非常偶然地发现共产党人渗入国务院这一传说在公众中有重要影响，于是，他决定抓住“谁失去中国”这个话题而展开对民主党人的攻击。1950年2月20日，麦卡锡在参议院作了长达三小时的关于“共产主义渗入政府”的发言，在发言中提出了81名国务院过去和现在的有共产主义倾向的雇员的情报，并把他们编成号。其中第一号是拉铁摩尔，第二号是文森特，第三号是谢伟思。虽然拉铁摩尔从未在国务院担任公职，但麦卡锡认为拉铁摩尔“曾是我国远东政策的主要设计师之一”，并且为国务院担任了“数不清的职务”，指控其是“危害安全的极危险分子”，是一个“俄国的大特务”。麦卡锡也把谢伟思视为是“整个国务院制定远东政策的十来个最高决策人之一”，认为其“跟共产党的亲密关系是尽人皆知的”，是“共产党人和亲共分子的有名的同伙和合作者”。对于文森特，麦卡锡则直接将其定罪为国务院特务圈的“三巨头”之一，认为他应该“不仅被立即解雇，而且还要立即被起诉”。4麦卡锡指控的名单中还包括史迪威将军和马歇尔将军，他在发言中特别强调，是马歇尔制定了灾难性的对华政策，认为这位“神秘的和有权势的”将军和迪安·艾奇逊成为共产主义阴谋集团的一部分，这个阴谋集团臭名昭著到了如此巨大的程度，以致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冒险行动”。5 

正是通过对美国国务院对华政策的“尸体解剖”，麦卡锡将攻击的矛头直接对向了杜鲁门总统，声称已穿透了“杜鲁门的秘密铁幕”，指责杜鲁门是“一帮狡猾的知识分子的俘虏”，他们只对他讲他们想要他知道的事情；认为杜鲁门已不再是白宫的主人，他正在受到一场“更大的阴谋，即已在莫斯科编织起来的世界规模的网”的操纵。在攻击总统的同时，麦卡锡用近乎羞辱般的语言对艾奇逊国务卿进行了人身攻击：“当这个穿着条纹裤、装着英国腔的自负的外交家对美国人民宣称，橄榄山上的基督赞成共产主义时，这种对一个神圣的可信赖的人物的严重不忠和背叛，这种亵渎神明的说法如此的可悲，以致它唤醒了美国人民沉睡的义愤。”6为了彻底批倒批臭艾奇逊，麦卡锡在1952年专门撰写和出版了《麦卡锡主义：为美国而战》一书，该书称艾奇逊是“红色迪安”、“时髦的红色教长”，指责他在亚洲遵循共产党路线，“出卖中国”，强烈要求艾奇逊辞去国务卿一职。7国务院的最高官员遭受一个参议员如此人身攻击，在美国政治史上极为罕见，著名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对此发表评论说：“没有一个在重大事务上在国外代表这个政府的官员曾在国内受到如此严重的伤害，即使1918年的威尔逊也没有这样。”8

麦卡锡在参议院发表的“疯狂的训斥性的”讲话，不仅震惊了民主党人，而且也让许多共和党人难以置信，据说在他讲话的最后一个小时里，会议厅除了三名参议员外所有人都走光了。共和党领袖塔夫脱觉得麦卡锡一定是疯了，将其演说斥之为一次完全不顾后果的表演。尼克松在读到有关麦卡锡演讲的消息时“感到很大的震动”，他认为“乔·麦卡锡过去从未参加过对共产党的斗争，我禁不住十分怀疑，他是否懂得在追索共产党人时必须绝对准确和公正。”他为此提请此人“特别注意一定要弄清事实”，但这并没有挡住麦卡锡“仍然不分青红皂白地对人胡乱攻击”。9在两党斗争的形势下，麦卡锡对民主党政府的前所未有的指控很快就演变为一场政治风暴。参议院在第二天一致通过一项决议，决定根据麦卡锡的指控，调查“国务院里是否有对美国不忠诚的雇员”，并指定一个以民主党保守派参议员米勒德·泰丁斯为主席的小组委员会来进行这项调查。这个委员会原来力图揭穿麦卡锡的骗局，但它举行的一系列听证会反而为麦卡锡提供了诽谤和中伤民主党人的讲台，扩大了他的政治影响，使他一举成为一个敢于揭露政府中的共产党人的反共“英雄”，他的言论借助于舆论传播的力量迅速演变为共和党内的一个最强大的声音，越来越多的共和党人不得不借助于麦卡锡的影响力在政党竞选中占据有利位置。

1952年，艾森豪威尔代表共和党竞选美国总统，他从内心里极不认可麦卡锡对马歇尔将军的无端攻击，他自己的助手和许多支持者都相信他会最终抛弃麦卡锡而大声为马歇尔辩护，但令众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艾森豪威尔在麦卡锡家乡所在的威斯康星州拉票时，与麦卡锡同时登上讲台，他向听众指出，他与麦卡锡的分歧只是在方法上而不是在目标上，国家对共产主义的容忍“已经毒害了我们的国家生活整个20年”，从而造成了“一个由那些自己的脑袋被这一欺骗行为的麻醉剂弄糊涂的人所把持的政府”。他还指控说，中国的陷落以及东欧“所有国家的投降”该归咎于华盛顿的赤色分子。讲话稿本中本来有对马歇尔的称颂，但这些字眼在他讲演时被删得一干二净。10为了充分利用麦卡锡的重要政治影响力，艾森豪威尔不惜抛弃与马歇尔的深厚友谊——马歇尔是把艾森豪威尔从中校越级提拔为将军的伯乐，拒绝为他说上几句公道话。杜鲁门总统认为这一事件“十分悲哀可怜”，他在一篇演讲稿中愤怒地写道：“我从未想到现在是共和党候选人的这个人会堕落到如此地步。我百思不得其解……。”11由此可见，麦卡锡在195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成了共和党的一个关键性人物，即使总统候选人对他心怀不满甚至恨之入骨，但从选情考虑也不得不屈从于党内这位“第一先生”所裹挟的巨大民意支持率。

“泰丁斯委员会”召开了数十次听证会并通过听证会证明，麦卡锡所指控的国务院81名雇员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纯属子虚乌有，缺乏基本的事实和证据支持。该委员会提出一份调查报告，报告认为：“找不到任何证据来证实拉铁摩尔是‘最高级的俄国间谍’或从事此类事情。”其他案件也没有充分证据表明麦卡锡的指控真实可靠。报告指责麦卡锡“玩弄欺诈，设骗局”，有意弄虚作假；他的一系列指控是个“大谎言”。这份调查报告最终在参议院表决时以四十五票赞成、三十七票反对获得通过，反对票都来自于共和党人。泰丁斯委员会的调查报告被共和党人一致指责为是“向美国红色第五纵队开绿灯”，是“参议院的耻辱”。12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局势愈益向有利于共和党的方向发展，美国军队在战争初期阶段被中共军队打退到三八线以南，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相信，麦卡锡主义对共产主义的反击是拯救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的必要行动；而在民主党人看来，朝鲜战争则进一步加剧了麦卡锡主义对民主政治所制造的恐惧。用曾经担任罗斯福总统和杜鲁门总统首席俄语翻译的外交家查尔斯·波伦的话来说：

“我们在朝鲜战争中的军事挫败——这一场战争引来了‘黄祸’的幽灵，是我们同一个共产党国家的第一次武装冲突——和蛮不讲理的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约瑟夫·R·麦卡锡的恶意颠倒黑白相结合，产生了一种真正的惊恐状态。……许多美国人开始相信，共产党的军事扩张有殃及全球的危险。此外，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的美国发现自己陷入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之中——这是一个使得麦卡锡主义者把原因归之于政府中有共产党间谍的论据。”13

正是在朝鲜战争给美国人民带来的对共产主义的全国性焦虑中，麦卡锡对共产党间谍组织渗透国务院的所有指控，尽管均被证明是毫无证据的闹剧，但美国明摆着受到了苏联和中国的强大外部压力这一事实，让美国政坛的钟摆明显摆向右边。不仅大多数国民选择相信麦卡锡呼吁的共产主义在美国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而且杜鲁门政府也迅速作出了从国务院彻底清除“中国通”的决定。“中国通”的头号人物谢伟思本来已经在1950年10月6日通过了国务院忠诚审查委员会的审查，该委员会宣布了对谢伟思忠诚案的裁决，认为指控谢伟思外交官不忠“没有正当理由”，确认他“未对国务院构成安全隐患”，谢伟思“既不是共产党，也不亲共”。副国务卿胡梅尔辛还专门向谢伟思保证他可以重返外交官岗位。14但是，到了1951年5月，该委员会再度启动对谢伟思的忠诚调查；12月13日，调查形成了新的结论：“鉴于他有意或未经授权就把机密级和非公开文件泄露出去”，忠诚审查委员会确实在谢伟思忠诚一案中找到了“合理的怀疑”。艾奇逊于是下令：“将此人从国务院人员名册里清除出去。”15随后是国务院所有“中国通”的集体出局，他们是约翰·戴维斯、雷·卢登（曾随美军观察组赴延安考察）、埃德蒙·克拉布（曾任美国驻华外交官）和约翰·文森特（美国国务院负责亚洲事务的最高官员），他们均被赶出了国务院。16多年后费正清在评述约翰逊总统让美国深陷越战泥潭时认为，如果谢伟思、戴维斯和克拉布这三位中的任何一位能够代替那些毫无亚洲背景知识的官员担任东亚地区的助理国务卿的话，美国人民的命运可能会比实际情况要好得多，“关键的原因在于这些人从他们在中国的经历中了解到了共产主义利用民族主义的能力以及民族主义影响共产主义的能力，而越南也有某些和中国非常相似的特征。”17

杜鲁门政府在麦卡锡的攻势下与国务院“中国通”的主动切割，并没有及时止损，反而造成了国务院政治信用的自我毁坏，伊·卡恩描述了当时国务院处于的混乱状态：“这是一个混乱的时期。国务院里有点权的人们大抵同情那些当众受辱的外交官，但是国务院本身也受外来如此剧烈的袭击，以致它为了巴结敌人，不得不定期献出它的人员作牺牲。”18更严重的后果在于，麦卡锡主义的冲击最终造成了民主党雪崩式的溃败。先是在1950年国会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增加了5个参议院席位，在众议院增加了28个席位，这个选举结果尽管没有改变共和党的少数党地位，但民主党遭遇重大挫折是显而易见的。接着是1952年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艾森豪威尔获得了压倒性胜利，在48个州的选举中，赢得了39个州，包括民主党候选人史蒂文森的家乡伊利诺伊州和杜鲁门总统的家乡密苏里州，他获得民众选票的百分比大于罗斯福在1936年当选总统以来的任何一次民主党所获得的比例。共和党在参、众两院均成为多数党，控制了第八十三届国会。19共和党结束了民主党连续执政20年的历史，既是归功于艾森豪威尔无可匹敌的声望，也是得益于麦卡锡在大选期间发挥的几乎是所向披靡的作用，经他助选而成为国会议员的共和党候选人至少有8人。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沃尔特·拉菲伯与他的合作者在他们的共同著作《美国世纪》一书中特别提到，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之后“拒绝公开批评麦卡锡”，尽管他私下里“不想同那个家伙扯到一起”，甚至承认“有时候在我们公共发行的印刷品中读到无理的、不道德的煽动言辞时几乎要羞愧得低下头来。”20在共和党人取得前所未有的胜利之际，麦卡锡主义却成了他们想摆脱而一时无法摆脱的梦魇。

共和党执掌政权之后，麦卡锡的权势达到了他一生中的顶峰，有人称他是美国第二号最有权力的人物，他的民意支持率也超过了百分之五十。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政坛成了一种政治正确，也成了共和党的一柄双刃剑：既刺向政敌，也刺向自己，出现了时任副总统尼克松所担忧的那种情况：“乔·麦卡锡的得势，实际上更加深了共和党内部的分裂。”21民主党把他们无法解决的“麦卡锡问题”交给共和党去处理，这也是一部分民主党人把票投给了艾森豪威尔的一个原因，他们很清楚，麦卡锡同样会在共和党内部制造麻烦和混乱。果不其然，为了搜寻可能受到共产党渗透的新的领域，麦卡锡开始对陆军进行调查。1954年1月，麦卡锡揭发了陆军牙医欧文·佩雷斯是极左的美国劳工党成员，传讯此人出席他的小组委员会的一个秘密听证会，并试图通过此案追究陆军部部长史蒂文斯批准让佩雷斯体面退役的政治责任，指控陆军高层包庇共产党。面对麦卡锡咄咄逼人的进攻，曾是陆军五星上将的艾森豪威尔总统为了维护陆军的荣誉不得不发起反击，他本来想发表声明称：“调查共产党的那些人也同共产党本身一样危险，他们所使用的调查手段也同共产党使用的一模一样。”但是，考虑到麦卡锡在当时仍然如日中天，他采用了尼克松副总统的一个折中方案，将声明用语调整为：“在反对共产主义时，不论我们是有意还是由于疏忽使用了一些不符合美国关于正义和公正的观念的方法，那我们就是全然违背了自己的目的。”22共和党人开始切身体验到麦卡锡主义给本党所带来的祸害，而民主党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嘲笑共和党政府拒绝面对和管住麦卡锡的软弱无能现象。正是在麦卡锡和民主党制造的双重压力下，艾森豪威尔总统终于意识到他执政两年来一直有意回避的一个问题——决定政府对麦卡锡的政策，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按尼克松的说法：“我们显然再不能从容不迫地躲在幕后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去对付麦卡锡制造的每一个危机了。”23公众舆论在此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3月底进行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坚决拥护麦卡锡的足有46%，反对的为36%；到了8月，已有51%的人反对他，而继续支持他的人下降到36%。当公众对他的支持出现裂缝时，惊人的崩溃随之就开始了。7月30日，共和党佛蒙特州参议员拉尔夫·弗兰德斯提出参议院第301号决议案：“兹决议，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麦卡锡先生的行为，越来越不符合美国参议院成员的身份，违背参议院传统，且有损于参议院之声誉，对此种行动特在此予以谴责。”24 8月2日，参议院以75票对12票通过了决议，指派一个小型特别委员会审议弗兰德斯议案，该委员会在开了差不多一个月的听证会后一致通过，建议对麦卡锡进行不信任投票。12月2日，进行投票时，每个民主党人都对麦卡锡投了反对票，共和党正好一分为二，22票赞成，22票反对。最后的投票结果是67票对22票，麦卡锡由此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三个被他的同事投不信任票的参议员。这标志着笼罩了美国政界达四年之久的麦卡锡主义终于像垃圾一样被两党共同扫入到历史的垃圾箱里，艾森豪威尔总统也终于说出心里话：“麦卡锡可能是马林科夫在美国最好的助手。”25

麦卡锡主义已被所有历史学家共同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它掀起的政治迫害运动对美国自由和民主传统的破坏是怎么估量也不会过的，它以反对共产主义名义所实行的白色恐怖与共产党国家以反对资本主义名义所实行的红色恐怖如出一辙，它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所制造的所有案件后来均被证明是冤假错案。与此同时，它也完全败坏了对共产主义在远东地区的扩张进行深刻理论反思的思想氛围，以致使得对“谁失去了中国”这类重大问题的拷问沦为党派斗争的工具；它对那些“亲共”的“中国通”和左翼历史学家的大肆围剿，并没有从中挖掘出一些真正对美国人民富有教育和警示意义的经验教训，反而是把严肃的政治追责扩大化为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迫害运动。随着麦卡锡主义的土崩瓦解，人们不再追问“谁失去了中国”？谁该对美国“失去”中国承担责任？进而追问共产主义为什么能在1949年的中国取得胜利？一个红色中国的崛起究竟对美国和世界意味着什么？诚如邹谠在总结麦卡锡主义的兴起和中国政策的相关性时所指出的那样：

“麦卡锡主义本质上是对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的阴险攻击。由于美国社会道德上的一致性，对占统治地位的精神气质的疯狂进攻，当然会带有否定一切的性质——攻击那些公认的价值、制度和政策，但对社会的迫切问题却并不做出正面的答复。”26

查尔斯·波伦也有相同的认识，他在20年后回顾麦卡锡主义所制造的“恐惧和怀疑的毒雾”对美国政治生活的影响时，坚决不同意曾经流行过的一种看法：麦卡锡的行径虽然粗鲁，在某些方面或许有点不公道，但对于唤起美国公众注意共产主义的危险性来说却是必要的。麦卡锡主义掀起的对共产主义的病态式攻击，在波伦看来，反而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当共产党的行动确实威胁到美国安全的时候可能得不到公众的支持。……在七十年代，当共产主义的危险确实存在的时候，就很难使许多美国人对这种危险多少有所注意了。”27

因此，可以确定，美国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在共同携手葬送了麦卡锡主义的同时，也葬送了人们对美国当时面临的社会迫切问题的应有关切与深度思考，他们泼掉了麦卡锡主义这盆脏水，也把脏水中那些需要持续讨论的问题也一并抛弃了，在很长时期内没有谁会重新捡起“谁丢掉中国”这个老问题而大做文章。尤其是在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弗朗西斯·福山鼓吹的“历史终结”论让许多美国人相信，共产主义已经结束，共产主义带来的所有挑战，包括中共革命胜利给美国人民留下的痛苦和复杂的记忆，都是另一个时代的事情，中共领导的改革开放进程也被人们普遍认为是离共产主义目标越来越远。经过时间之流的清洗，美国人已经完全忘掉了麦卡锡主义的梦魇，也忘掉了麦卡锡主义曾经面对的共产主义幽灵一直在中国大地上空游荡。不管美国以前是否“失去”过中国还是后来以自己想象的方式“改造”过中国，红色中国迄今根本没有改变它的本色。麦卡锡主义退出历史舞台之后留下来的一系列被混淆或被搁置的问题，在长时期里没有被人们去重新思考，以致难以对一直陷入在政治党派及意识形态斗争迷雾中的历史真相作出准确的判断。

本文注释：

1 参阅[美]费正清：《费正清中国回忆录》，闫亚婷、熊文霞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334页。

2 参阅同上书，第329-331页。

3 同上书，第332页。

4 参阅[美]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第428-429页。

5 参阅[美]大卫·麦可洛夫：《杜鲁门》，第1027页。

6 转引自[美]大卫·麦可洛夫：《杜鲁门》，第902页。

7 参阅张红路：《麦卡锡主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63页。

8 转引自同上书，第63页。

9  [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上卷，伍仁等译，天地出版社，2019年，第148页。

10参阅[美]大卫·麦可洛夫：《杜鲁门》，第1089页。

11[美]大卫·麦可洛夫：《杜鲁门》，第1090页。杜鲁门原来对艾森豪威尔期待很高，他曾反复劝说后者作为民主党的候选人参加1952年总统大选，但艾森豪威尔拒绝了杜鲁门的邀请，他的回复是：“你不能仅仅为了竞选就加入一个党。什么原因使你认为我曾经加入过民主党呢？你知道我终生都是共和党人，我的家人也一直都是共和党人。”参阅同上书，第1060页。

12参阅张红路：《麦卡锡主义》，第56页。

13[美]查尔斯·波伦：《历史的见证（1929—1969年）》，刘裘、金胡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385-386页。

14[美]琳·乔伊纳：《为中国蒙难——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第264页。

15同上书，第284页。

16忠诚审查委员会对文森特的主要指控是：1、“在一段为时数年的时间内，文森特是太平洋关系研究会在国务院内施加压力和影响的主要支柱。2、“1945年，在使美国政策发生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变化方面，拉铁摩尔和文森特都发挥了影响。”“在美国政府已经宣布支持蒋介石政府是它的既定政策的整个时期中，文森特还是故意赞扬中国共产党人而同样故意地批评蒋介石政府。”戴维斯是最后一个被清除出国务院的“中国通”（1953年12月），他被指控的罪名是：“积极地反对并千方百计地损害美国的对华政策”，“他是国务院里最起劲地主张中国共产党人跟莫斯科分开的人；他同中国共产党保持关系，他从中国发来的报告有些是没有充分的根据。”埃德蒙·克拉布受到了10项“确凿”指控，审查结束后忠诚审查委员会声称，虽然没有理由怀疑他的忠诚，但是已经断定他是一个危险人物，因此强迫他提前退休（1952年2月）。克拉布自己说：“我终于面临不可避免的结局：这个忠诚诉讼案虽然结果是我无罪，但它还是严重地毁了我在外交界的前程。”参阅[美]伊·卡恩：《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第326-327页，第335-336页，第315-317页。

17[美]费正清：《费正清中国回忆录》，第348页。

18[美]伊·卡恩：《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第317页。

191952年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以多得650万票获胜，获胜比例是55.1%对民主党的44.4%，共和党和民主党在众议院的席位是221对213，共和党在参议院比民主党多出一席。参阅[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上卷，第123页。

20[美]沃尔特·拉菲伯、理查德·波伦堡、南希·沃洛奇：《美国世纪：一个超级大国的崛起与兴盛》（第五版），黄磷译，海南出版社，2008年，第369页。

21同上书，第171页。

22参阅同上书，第154页。

23同上书，第155页。

24参阅同上书，第159页。

25转引自同上书，第161页。

26[美]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第427页。

27[美]查尔斯·波伦：《历史的见证（1929—1969年）》，第3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