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剑：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节选五）

来自拉铁摩尔的自我辩护与反击

美国历史学家关于中国的认识对于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所起到的具体的或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欧文·拉铁摩尔的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这位在1930年代因为出版了《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而被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是美国最重要的研究中国和亚洲的历史学家，当时的声名远在费正清之上。1941年，经罗斯福总统的行政助理及经济顾问劳克林·居里（Lauchin Currie）的推荐并由总统亲自提名，拉铁摩尔担任了蒋介石的私人顾问。拉铁摩尔后来在回忆录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他的这个职务是由罗斯福“提名”而不是“任命”，以彰显其重要性。罗斯福在致蒋介石的介绍信中说：“拉铁摩尔了解并完全支持我的政策”。1由此可见拉铁摩尔在罗斯福总统心目中的重要性，他的首要工作是在中美两国首脑之间建立起“经常性联系”。在获得总统这项提名前，一个非正式的委员会对拉铁摩尔的政治立场进行了审查，认为他“在感情上既不偏袒蒋介石，也不偏袒共产党”。2而蒋介石之所以愿意接受此人担任自己的私人顾问，则是因为他对美国国务院极不信任，对时任美国驻中国大使高思心怀不满，尽管他也知道拉铁摩尔具有亲共立场，但后者显赫的学者身份让他产生一种希望：利用拉铁摩尔的学术专长为获取巨额美国贷款进行游说。然而，拉铁摩尔并未如蒋介石所愿完成这项任务，相反，他关于中国的许多政策建议与蒋介石的要求相去甚远。一个根本性的分歧在于，蒋介石始终坚持反共立场，认为美国人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将极大地助长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蔓延；而拉铁摩尔则强调国民政府改革的核心就是通过联合各党派在中国建立一个最广泛的“联合政府”，以此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已从自己在重庆的各种各样的接触中认识到，以为国共两党之间存在着绝对的分裂是完全错误的。有形形色色的团体，尽管彼此有分歧，却都赞成与共产党妥协以复活统一战线。它们对如何做到这一点有不同看法，但却一致认为，可以做点什么来改善同共产党的关系。”3

通过“联共”来建立“联合政府”，实际上是罗斯福政府这一时期对华政策的主要诉求，而并非仅仅是拉铁摩尔的个人立场。因此，当拉铁摩尔与蒋介石的私人合作关系在一年后无疾而终时，罗斯福总统并没有放弃拉铁摩尔而是继续让他深度介入中国事务。1944年5月，华莱士副总统访华，罗斯福再次提名拉铁摩尔担任随团顾问——“因为他了解中国情况”，4另一个顾问是国务院亚洲司司长约翰·文森特——国务院“联共”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正是在华莱士访华期间，促成了两个重要事件，一个是史迪威将军被解职回国，由此导致美国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大规模现代化改造的计划搁浅；另一个是“迪克西使团”赴延安考察，由此产生了谢伟思等人关于中共的一系列调查报告，这些报告后来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华莱士回国后向罗斯福总统递交了一份述职报告，该报告据说是拉铁摩尔写的，它“鼓吹美国的对华政策应当改变”，即“把美国对中央政府的支持转向中国共产党人”。5 1951年，国会成立的麦卡伦委员会在一份关于“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听证报告中认为：“副总统华莱士的访华使命给中国政府带来了更多的美国压力，而这种压力又恰恰同中国共产党人的劝告不谋而合……华莱士的使命对共产党是一个支援，因为共产党有两个人在华莱士身边，即拉铁摩尔和文森特。他们按照共产党的路线来指导这次使命。”6 

麦卡伦委员会把拉铁摩尔和文森特说成是共产党人，以及麦卡锡把拉铁摩尔置于国务院“亲共”名单中的第一人，将其认定为美国“远东政策的主要设计师之一”，显然是夸大其词了。这样的指控并没有切中要害，反而是因为没有获得证据的支持而被人们普遍视为是一种政治构陷。拉铁摩尔对自己在中国的使命有个清醒的估计：“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是，我不认为自己是决策者，能够规划中国的命运，是阿拉伯的劳伦斯之类的人物”。7他仅限于从两个方面来看待自己的工作，首先是建立重庆和华盛顿之间的联系渠道，其次是“有机会学习而不是讲授有关中国的知识”，希望亲眼目睹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篇章。8拉铁摩尔的确不是一个纯粹为党派服务的政客，也不是一个具体制定对华政策的外交官，他参与中国事务更多地是源于一个历史学家的身份，期待通过在场来见证中国的历史性变化。

泰丁斯委员会根据麦卡锡参议员和麦卡伦小组的指控展开了对拉铁摩尔的听证调查，调查最后形成的结论是：

“我们查明拉铁摩尔先生非但不是‘我们远东政策的制订者’，而且对于这个政策，甚至没有任何控制权或有效的影响力。他的见解仅仅是百川中的一支，与别人的见解一起汇集到一个思想库，这个思想库向我们国务院的政策制订者们提供原始材料，以便作出判断。”

“关于认为欧文·拉铁摩尔是‘最高级的俄国间谍’或因此而成为其他任何一类间谍的指控，我们没有找到可以使之成立的任何证据。”

“欧文·拉铁摩尔是一个被指控有多年亲共经历的作家和学者。在我们面前没有任何合法证据支持这种指控，而且以所有其他情报来衡量，也表明这种指控不符合事实。”9

上述调查结论澄清了两个关于拉铁摩尔神话般传说的基本真相：他既不是美国远东政策的主要设计师，也不是一个共产党人或俄国间谍。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拉铁摩尔的“亲共”倾向是不加掩饰的。从1937年与毕森、贾菲同赴延安考察开始，他对中共及其领导人就形成了一种历史观，认为延安的这些共产主义者“无比坚定地相信，自己此刻正站立在历史转折点的紧要关头上，并能清晰地展望到前景和未来”。10正是从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中，拉铁摩尔似乎看到了决定中国历史变化的真正力量，尽管中共当时的军事实力还非常弱小。在重庆担任蒋介石私人顾问期间，拉铁摩尔对国共两党领导人的评价大相径庭，他认为蒋介石是“一个脑子里半是封建和军国主义思想，半是现代思想的人”，而周恩来则“更了解现代世界”，他把周视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第二号人物”。11很显然，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不仅在思想信念上，而且也在人格魅力上彻底征服了拉铁摩尔。因此，拉铁摩尔的历史观不在于以共产党的标准来加以衡量，当他以看起来超然于政治党派立场的历史学家身份为中共说好话时，其潜在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过那些共产党人的宣传。一位名叫约翰·T·弗林的作者对拉铁摩尔的质疑应该是说出了要害：

“为了造成今天折磨着整个远东的这场悲剧，他们当时还可能多做些什么呢？……简单的真相是，他们的灾难性错误之所以可能成为关键性成功，就在于他们不是共产党人，他们在历史悠久而受人尊敬的美国报刊杂志上，倾泻了大量虚假——假得愚蠢可笑的——宣传。”12

由于拉铁摩尔不是一个共产党人，他的“亲共”言论在美国言论自由的氛围中根本不足以成为其被麦卡锡指控为俄国间谍的证据，当然也不必为这样的言论承担任何法律或道德责任。因此，拉铁摩尔完全有理由为自己作出无罪辩护，对国务院安全小组委员会指控他的各项罪名，进行“有力的毫不客气的回击”。1950年，他专门撰写了《经得起诽谤》（Ordeal by Slander）一书，“以蔑视态度”责骂了国会中一股所谓的反共产主义势力，认为这股势力“把自由主义与不忠行为相提并论，而且不顾美国人关于正派与公道的一切传统观念。”其后他在麦卡伦小组委员会上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这份声明宣泄了长期抑制的怒火和怨恨不平的情绪”，“当众反驳那些公开对准他的指责”。13拉铁摩尔内心很清楚，控告他“通共”罪名的最大困难之一是缺乏证据，按照他自己说法：“我只是一个因自己的观点而出名的个人，从未在政府里担任任何有影响的职务；正是这一事实使麦卡锡得以对我的指控弄得更加耸人听闻。”14泰丁斯委员会最后不得不据实宣布麦卡锡对拉铁摩尔的所有指控都没有事实依据，麦卡锡本人犯下了“欺骗或对参议院和美国人民胡说八道的罪过”。15费正清后来在其回忆录中高度评价了拉铁摩尔对麦卡锡主义所进行的英勇斗争，称赞《经得起诽谤》一书“在今天仍然值得一读，拉铁摩尔一家勇敢地面对乔·麦卡锡，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含糊，坚持到底。”16

拉铁摩尔在为自己申辩的过程中提出的一个最重要的观点是，究竟应该怎样理解“谁丢失了中国”这一问题，这一问题与对他的主要指控联系在一起——麦卡锡主义者认为他应为美国丢失中国负责。针对这项指控，拉铁摩尔的回应是：美国失去中国，是50年代的谬论之一，美国从未失去中国，因为“你怎么可能失去你从未拥有过的东西呢？”17这个回答看起来是如此简明有力，以致后来被许多重要人物或历史学家所引用。比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在为邹谠的历史性著作《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就认为：“‘我们丧失了中国’这种提法恰恰指明了我们对这个事件的解释的神话成分，因为人们只能丧失属于自己的占有物。”18T·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森在他的著作中提到：“在讨论‘失去中国’时仍然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美国有所失去，那么到底失去了什么？根据一位知名学者的说法，什么也没有失去，因为首先亚洲不是美国的，所以谈不上什么失去不失去。1949年10月在讨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次圆桌会议上，欧文·拉铁摩尔问了一个恩抚主义者想当然的问题：‘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谁把亚洲给了美国，并让美国去解决亚洲的所有问题？’。”19包括乔治·凯南也加入到质疑的队伍中，他认为没有比所谓“失去”中国更大的废话了，因为“美国政府从未拥有中国。既然如此，哪里谈得上什么‘失去’中国呢？”他认为这是麦卡锡主义制造的“我们公共生活中的可耻事件”。20费正清后来接过了这个话题，认为“‘失去中国’这个词从字面上来看十分可笑，但是它对于美国公众心理来说，是有着一定历史真实性。”他的依据是，美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每年大约有1000名到中国去的传教士回美国休假，他们持续地为美国人民制造了对中国的一种“领主式”的、有时是“屈尊俯就”的态度，由此造成的美国应该拯救中国的神话长久萦绕在人们的记忆中，以致到了国民党失败时，“人们越来越多地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失去中国’的原因在于美国援助不力，而这正是由于‘国务院中的共产党分子’操纵所致。于是麦卡锡找到了他所需要的机会。”21在费正清看来，美国右翼共和党人为了在1952年总统竞选中胜出，才故意制造了“国务院中的共产党人导致了失去中国”这种说法以便狙击民主党赢得大选，“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必须‘搞定’欧文·拉铁摩尔”。22拉铁摩尔的名字成了美国家喻户晓的“叛国罪”的代名词，成了被共和党大会上大力宣扬的三个标志性人名：拉铁摩尔、艾奇逊和杜鲁门，“失去中国”当然也就成了民主党的主要罪过。

拉铁摩尔在麦卡锡主义发起的狂风暴雨般的攻击中幸存下来，他以历史学家特有的尊重事实的精神证明自己并没有参与任何共产党组织或为共产党活动服务，国务院忠诚审查委员会对他展开的调查最终也确认了他的清白之身。但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他和谢伟思一样在美国国内遭遇了不公待遇，被迫辞去在霍普金斯大学的工作，由他担任院长的佩奇学院（Page School）也被迫撤销。1961年，拉铁摩尔离开美国去了英国，在那里担任利兹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的主任。美国“失去”了一个研究中国和亚洲问题的重要历史学家，正如费正清后来不无愤懑所言：

“在麦卡锡时代结束之后的一些年里，关于中国的话题再也引不起公众的注意。狗也许会对自己的排泄物感兴趣，但是麦卡锡时代给我们留下来的，只有重复炒作的狗屎，无论你相信哪一方，最终结果都是两个：不是叛国罪就是被诬陷。与此同时，平时吵吵嚷嚷的中国通们也因为不再受到关注而变得销声匿迹。当中国对我们关闭时，关于中国真实情况的问题则变成了猜测和争论。该是好好研究历史和发展新的学术领域的时候了，而这也正是我们当时所做的事情。”

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当然不会因为拉铁摩尔的去国而变成空白，费正清承担起了重新建构一个以研究中国问题为中心的史学共同体的使命。但是，如何“开展中国问题研究”，恐怕不仅仅如费正清所期待的那样，通过运用知识和理性以取代暴力和恐惧就可以实现。回避对美国“失去”中国这类问题再探讨，显然将会使美国再次因为误判中国而“失去”中国。23

本文注释：
1 转引自[日]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93页。

2 参阅同上书，第80页。

3 同上书，第144页。

4 转引自同上书，第166页。

5 参阅[美]罗斯·Y·凯恩：《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第189页。该书同时提到，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否认有华莱士这份报告，作者因为完全与拉铁摩尔持同一立场而驳斥“院外援华集团”对国务院“亲共”政策的指控。

6 转引自同上书，第160页。

7 [日]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93页。

8 参阅同上书，第93页。

9 转引自同上书，第144页。

10[美]托马斯·亚瑟·毕森：《1937，延安对话》，第10页。

11参阅[日]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132页，147-148页。

12转引自同上书，第137页。

13参阅[美]罗斯·Y·凯恩：《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第145页。

14[日]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213-214页。

15参阅[美]罗斯·Y·凯恩：《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第214页。

16[美]费正清：《费正清中国回忆录》，第333页。

17[日]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213页。

18参阅[美]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序，第III页。

19[美] T·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森：《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第248-249页。

20[美]乔治·凯南：《美国大外交》，雷建锋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31页。

21[美]费正清：《费正清中国回忆录》，第332页。

22同上书，第335页。

23同上书，第3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