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之瑜: 当“和平”制造战争——台湾与威胁性政治

 （编者按：下文是台湾著名的政治学教授石之瑜先生为中美印象赐稿。近日，美国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中国项目主任兼高级研究员孙韵博士在《外交事务》上撰文《2026年，台湾会迎来一场“完美风暴”吗？》，引发了各界对台海局势是否会加速恶化的猜测。在本文中，石教授认为要避免台湾冲突，关键不只是“选择和平”，而是要反思和平本身如何被动员为一种推动对抗和升级的技术。如果不拆解这种话语与角色结构，和平本身就可能成为通往战争的路径。）

当和平并非暴力的替代方案，而是其得以运作的条件时，和平同样可能像战争一样令人不安。在台湾的情境中，和平与战争之间的僵硬对立，已经被当作一种话语工具——它一方面规训公共讨论，另一方面却在悄然加剧其所声称要防止的冲突。

这一二元对立维系着一种三角角色结构：受害者、保护者与侵略者。每一种角色都从威胁的再生产中获得正当性与物质利益。一个面临治理与问责内部危机的政治体，可能选择扮演受害者角色，通过放大外部危险来巩固国内权威。在国家安全的旗帜之下，异议可以被重新编码为不忠，政治无能也可以被重新叙述为生存性的脆弱。

保护者这一角色正是在这种焦虑中繁荣起来的。通过将自身定位为和平不可或缺的保障者，它把恐惧转化为战略杠杆——具体体现为武器转移、经济附带条件、技术重组以及投资流向的重塑。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平成为一门有利可图的产业。保护者并不仅仅是在威慑战争；它是在管理不安全。

这两种角色并非只是联合起来对抗侵略者；它们在结构上是相互建构的。它们之间的互动依赖于维持一种可信的灾难前景。智库、媒体与学术界往往承担着必要的诠释劳动，将模糊性转译为迫近性，生产出威胁理论，在宣称避免升级的同时将升级常态化。结果是一种自我实现的动态：被指认为侵略者的一方，逐步被迫去扮演分配给它的角色。

然而，这一安排内部充满张力。受害者角色往往走向过度自信，在假定威慑已被完全外包的前提下进行象征性升级。与此同时，保护者必须不断在有效示警与挑衅风险之间取得平衡。这条界线从来不是固定的；它取决于侵略者的感知、性格以及对羞辱的容忍度。近期的军事演训与灰色地带行动，可以被解读为试图模糊和平与战争之间的边界，从而迫使各方陷入持续的诠释不确定性。

讽刺的是，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推动了进一步的升级。为了维持威胁的感知，受害者与保护者会加倍强化各自的表演——而且往往以对方之名。在国内层面，这一策略的成功取决于焦虑能在多大程度上被令人信服地上演并加以控制。当正当性流失时，表演便会趋于僵硬。在极端情况下，对脆弱性的制造反而可能引发内部断裂，暴露出受害者角色并非一个连贯的行动者，而是一个不稳定的拼合体。

这种断裂会招致更大权力以代理方式的介入，从而彻底瓦解和平与战争之间的区分。因此，防止围绕台湾的冲突，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在和平与战争之间作出选择，更在于直面这样一个事实：和平本身是如何被动员为一种推动升级的话语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