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外交高官贝莎兰(Sarah Beran): 亲历美中关系“动荡十年”

（编者按：本文为作者在今年吉米·卡特美中关系论坛上的主旨演讲。贝莎兰（Sarah Beran）是刚刚退役的美国前外交官。她的任职包括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副馆长，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与台湾事务高级主任等职务。贝莎兰目前是咨询公司Macro Advisory Partners 的合伙人。）

感谢 Rickey 的热情介绍，也感谢 Barbara Smith、Yawei 以及卡特中心的团队邀请我与会。今天能够出席“吉米·卡特美中关系论坛”，我深感荣幸。我们齐聚一堂，是为了庆祝女性在美中关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纪念卡特总统在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历史性角色，并回顾过去47年美中外交所带来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在当下这个战略竞争的时代。

我第一次见到前总统卡特，是在我参与中东和平进程期间。后来，我又在选举观察任务中见到他。卡特总统在卸任之后依然投身公共服务的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们这些提前离开政府、却仍希望持续参与公共事务并推动积极改变的人。

在演讲开始之前，结合本次论坛的主题，我想特别致敬几位女性——其中许多人今天也在现场——她们在过去几十年中在美中关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她们包括曾任职于美国驻香港总领馆、在“乒乓外交”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外交官白丽娟（ Jan Berris）；在江泽民时代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夕，担任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实际操盘者的谢淑丽（Susan Shirk）；在1999年美中双边协议谈判中担任强硬而一丝不苟的贸易谈判代表、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铺平道路的查尔琳·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在第一届特朗普政府从“接触政策”转向“战略竞争”过程中，担任美国亚洲事务负责人的董云裳 （Susan Thornton）。当然，还有许多不属于官方轨道的女性学者，她们长期帮助美中双方理解这一复杂关系，包括 葛莱仪（Bonnie Glaser）、Elizabeth Knup、易明（Liz Economy）、Meg Rithmire、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 和 Bonny Lin。我没有提到的名字远不止这些，但至少在我任职政府期间，正是这些学者在解释现实、提供历史背景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帮助我们制定政策。

和白丽娟一样，我与中国的缘分也始于体育外交。我曾是高中足球队的一员，在邓小平南巡谈话、改革开放重新启动后不久，我们前往珠江三角洲地区访问。当时，中国仍实行双轨制：外国人使用一种货币，中国人使用另一种货币；价格分为内外两套；一旦进入中国，几乎与外部世界隔绝——没有电子邮件、没有手机，也没有互联网。尽管我们输掉了所参加的每一场足球比赛，但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深深被中国吸引。我在大学学习中文，前往北京留学，毕业后回到中国，在一家合资企业工作，随后加入外交体系，成为一名专注中国事务的美国外交官。当然，美国国务院“自有其安排”，接下来的十年把我派去了中东，但最终，我还是回到了中国。

在这一快速变化的时期观察中国，更加让我深刻体会到，未来的发展路径往往出人意料，而我们无论在实际操作层面，还是在思维和分析框架上，都必须保持高度灵活性。我们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夕所面对的那个中国，已经不再是今天的中国。外交方式已经发生变化，双方的领导人也截然不同。中国在地区内的硬实力投射显著增强，中国经济模式对美国自身经济的影响也变得更加突出。

任何一位国际关系研究者都会强调结构性因素的重要性，但今天我不打算重复有关“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的经典争论。作为一名在过去25年里始终站在美中外交一线的实践者，我更愿意聚焦那些同样可能对双边关系走向产生决定性影响的非结构性因素。

首先，领导人的个性比外界所意识到的更为重要，而且往往比战略本身更重要。在当前中美两国权力高度集中的时代，这一点尤为明显。领导人的个人特质为双边关系注入了不确定性，也带来了可能性。如果领导人之间建立起良好的个人互动，关系就可能被推向一个全新的轨道。我在美印关系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曾亲眼目睹这种动态。时任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与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之间的个人互信——他们真心喜欢并信任对方——促使双方在各自国内政治中承担了更大的风险。尽管当前美中之间严重缺乏信任，但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仍然会影响北京如何与白宫打交道。反之亦然。拜登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在担任副总统期间曾多次共事，这种熟悉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可预测性，为在部分议题上取得进展创造了空间。而如今，这种可预测性已经不复存在，这也削弱了前期外交渠道在推动具体成果方面的作用。北京逐渐认识到，将问题直接上提到特朗普总统层级，反而可能获得对自身立场更有利的回应，这与其过去通过对话机制、自下而上塑造美国政策的策略形成了明显偏离。

第二，“所有政治都是地方政治”这一格言同样适用于外交政策，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尤其如此。首脑们密切关注通胀、消费者信心，当然也包括债券市场，并据此在外交政策上做出有时难以预测的调整。拜登总统在选举年因担心油价上涨而推迟对俄罗斯能源部门实施制裁，导致莫斯科怀疑他是否具备采取强硬措施的政治意志。本届白宫也因担忧国债收益率上升，而放弃了将对华关税以及对欧洲国家关税翻倍的计划。尽管中国体制意味着领导人对普通民众诉求的回应程度较低，但他们对活跃的网络舆论依然高度敏感。这些由国内政治驱动的政策变化，往往被外部误读为对方拥有更大的让步空间，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任何一方真正理解对方国内政治到足以精确计算战略优势的程度，结果反而更容易导致误判。

一个典型例子是，当下美中之间的“战术性休战”，一个重要推动因素在于北京需要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以提振消费者信心、促进国内经济复苏。然而，特朗普政府在2024年押注认为，北京是否会选择对抗或让步主要取决于经济因素，这一判断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北京的决定是一个政治决策，其核心驱动力在于北京需要展示自己不会在美国压力面前退缩。

第三，美中两国的体制都不是铁板一块，重大决策往往源自不同机构、派系和世界观之间的内部竞争。在特朗普政府内部，可以清楚看到鹰派与交易型思维之间的张力。由于缺乏共识，也没有有效的中央政策协调机制，公开表态和政策行动经常相互矛盾。在中国方面，尽管公开话语强调高度统一，但模糊的最高层指示、官僚体系内部的竞争以及省际之间的博弈，仍然推动着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政策路径。

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在双边关系走向上的能动性正在上升。一种“平起平坐”的认知正在驱动这一变化。北京如今采取的是一种更具前瞻性的策略，而不再只是对美国行动进行被动反制。部分原因在于，北京认为自己曾两次成功迫使特朗普政府在4月和10月收回关税威胁，这种经验强化了其“对等地位”的认知。一位中国分析人士最近对我表示，当美国率先出手时，中国将会以更强烈的方式回击，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承受冲击。这一变化的影响远不止局限于贸易领域。

基于对领导人个性、国内政治、官僚博弈以及相对实力变化的观察，回顾战略竞争时代的外交实践，可以发现，2017年——第一届特朗普政府的第一年——实际上是美中关系相对稳定的一年。当时的外交模式依然熟悉：前期磋商、国务卿访华、全面经济对话、国事访问以及联合项目。第二年关系迅速升级，四轮关税上调接连出台，最终通过谈判找到“下坡道”，并在2020年1月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原本看似进入稳定期的两国关系突然遭遇新冠疫情的爆发，使一切戛然而止。外交渠道中断，世界陷入封锁，在病毒起源缺乏透明度的背景下，特朗普将其首个任期的政治失败归咎于北京。领事馆相互关闭、签证限制、针对学者和学生的措施，以及激烈的政治语言，使双方都感到关系出现了根本性断裂。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仍留下了重要教训：不必惧怕一定程度的摩擦；必须设计外交“下坡道”；在谈判前清楚自身目标；坚持书面文本并明确授权谈判代表；认识到“黑天鹅”是常态而非例外，并建立缓冲机制；同时，必须保护中美人民之间的交流，这是长期关系的真正压舱石。

拜登政府于2021年上任后，将重心放在重建国内制度信心、基础设施和盟友关系上。对华政策的核心在于投资、结盟和竞争。拜登明确希望在竞争中通过外交手段防止失控，但疫情限制了交流，中国也处于防御姿态。阿富汗撤军和乌克兰战争进一步分散了注意力。直到2023年，佩洛西访台和中国气球事件让双方意识到，在缺乏外交管理的竞争中风险巨大。

从2023年至2024年艰难重建外交渠道的过程中，我得到的经验是：需要为外交创造空间，避免误判，重视积极的政治呈现，并对合作保持现实预期，转而在执法和危机管理等有限领域寻求协调。

过去十年的战略竞争显示，这段关系具备韧性，但也呈现持续下滑趋势。中国信心和风险承受能力的上升，加上华盛顿自身的不确定性，使未来充满未知。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攻击、新一轮疫情、军事系统中的技术失误以及领导层更迭，都可能成为新的冲击。我们是否具备足以承受这些冲击的外交机制，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缺乏持续努力，失控的战略竞争可能导致一个更加分裂、不稳定且更易冲突的世界。前方道路并不平坦，美中两国需要以灵活而耐心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