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红霞：聚焦特朗普2.0执政周年

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在“美国优先”理念的驱动下，美国对外战略系统性地转向以 “关税施压与安全威胁”为主线的单边“胁迫外交”模式。这一模式不仅重塑了美国与世界互动的方式，也对国际秩序、全球治理与稳定带来深层冲击。执政一年来，特朗普政府通过高频使用关税工具、重构盟友责任、放大军事存在、退出或架空多边机制等一系列动作，将外交政策彻底工具化，服务于国内政治议程与集中行政权力目标。

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优先”理念正从口号转向系统性战略实施，其核心可概括为“主权交易化”与“威胁杠杆化”两大原则，本质是将本土利益凌驾于多边合作之上，胁迫外交服务于内部政治诉求。这一过程伴随明显的外交工具化倾向，盟友关系、国际规则、援助机制均成为可灵活调配的筹码，而非稳定的国际合作基石。一方面，对外关系，包括盟友关系，被视为可量化、可谈判的利益交换；另一方面，通过制造并放大安全、经济与政治层面的威胁感知，迫使对手或伙伴作出让步，从而使美国当期收益最大化。

在这一逻辑下，外交不再是美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而是其国内政治的延伸与权力展示的舞台。特朗普政府明确将外交政策与选举政治、国内社会动员捆绑在一起，频繁借助外交危机或对外强硬姿态转移国内矛盾、巩固其基本盘。例如，在移民政策频受司法挑战、社会抗议之际，特朗普政府多次突然宣布对拉美国家加征关税，或威胁切断援助，以营造“强势维护边境”形象。这种将外交事件“内政化”的手法，使得美国对外行为更加不可预测，具有明显的议题驱动性与短期导向性。

关税手段是特朗普政府推行胁迫外交最频繁、最强势的武器。执政一年来，特朗普签署了近40项涉关税行政命令，不仅延续对华高额关税，也将矛头指向欧盟、日本、加拿大等传统盟友，以及墨西哥、越南等发展中经济体。其策略呈现出三个新特征：

除传统的“贸易逆差”“产业补贴”理由外，特朗普政府频繁以“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钢材、铝材、汽车乃至数字服务征税，将经济问题安全化，从而绕过WTO规则并压制国内商界的反对声音。2025年4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药品和半导体的进口进行调查，试图对其征收关税，理由是这些产品过度依赖国外生产对美构成国家安全威胁。2026年1月14日，白宫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的第232条款，对特定先进半导体制造设备（如先进光刻和刻蚀工具）加征25%的关税，官方理由不再仅仅是贸易平衡，而是“美国目前仅完全生产其所需芯片的约10%，因此高度依赖国外供应链”，这种依赖是“重大的经济和国家安全风险”。 

特朗普政府将金融制裁从传统的“定点打击”升级为基于美元霸权的“全域威慑”。通过大幅扩大对伊朗、朝鲜及委内瑞拉等国的制裁范围，美国核心手段转向了极具侵略性的“次级制裁”，实质上将美元进一步转化为地缘政治的武器。2025年2月，美国财政部宣布对多家涉及伊朗原油贸易的航运公司、中介企业及相关船只实施制裁。这一举措明确伴随着对第三方机构的警告，即任何协助相关交易的企业或金融机构，都可能面临被切断与美国金融体系联接的风险。2025年4月，白宫宣布对所有继续从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进口原油的第三方国家及企业，加征25%的惩罚性“次级关税”。这一举措将关税作为制裁武器，直接拉高了非美实体与委内瑞拉交易的边际成本。不仅针对买家，还延伸至为这些非美实体提供保险、航运补给和资金结算的第三方服务商。2025年12月，美方进一步以“安全威胁”为由，对参与委内瑞拉原油转运的数家航运中介实施了金融阻断，导致这些中介无法使用美元进行任何国际支付。上述政策虽在法律形式上仍属于金融或贸易制裁，但其实际效果在于通过次级制裁机制，将合规压力转移至第三方国家和跨国企业。由此可见，特朗普2.0时期的金融制裁不再仅以惩罚被制裁国为目标，而是通过扩大次级制裁的适用范围，重塑相关国际经济行为的成本结构，体现出金融制裁工具在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中的制度化与强化趋势，实质上是将美元体系武器化。

特朗普发布的多个与供应链问题相关的行政命令反映了其贸易措施不仅仅聚焦关税或市场准入，而是明确针对供应链安全，涵盖从制药、食品到关键矿产产品。这些举措凸显了供应链被视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要素，而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其核心是通过关税、国家安全审查和行政权力，实施带有明显“胁迫”特征的供应链重塑战略。2025年4月起，美国以“对等关税”和国家安全为由，对多个贸易伙伴加征关税，并将新能源汽车、关键矿产、汽车零部件等产业纳入重点清单。白宫发布的相关声明多次指出，长期外包削弱了美国的工业基础和供应链韧性，必须通过行政手段“纠偏”。 在这一框架下，产业回流不再主要依赖税收优惠，而更多依靠外部压力和规则改变来逼迫企业进行选择。从效果看，这套战略正在改变全球企业的风险评估逻辑。企业面对的不只是成本核算，还有政策不确定性本身。因此，特朗普2.0的供应链战略呈现出鲜明特征：以胁迫促调整，以安全名义重构产业布局，试图在全球产业链中重新划定“必须在美国本土”的边界。这种做法对全球供应链秩序的冲击，已经清晰可见。

特朗普政府对传统盟友的态度从“安全共同体”彻底转向“责任分担”，其核心诉求是迫使盟友提高防务开支、接受美国贸易条件、并在外交政策上保持一致。一年来，美国与北约、日韩、中东盟友的关系经历了严重震荡。

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北约的核心诉求，是将安全责任从政治承诺，转化为可量化、可施压、可交换的硬性义务。2025年初，特朗普多次公开抨击北约“国防支出占GDP的2%”标准过时且不公平，明确要求盟友将国防投入提升至GDP的5%，且将此与美国防务保护直接挂钩，暗示未达标盟友无法获得同等安全保障。制度层面，特朗普推动扩展“军费分担”概念，打破单一军费比例考量，强调作战能力、前沿部署、军工产能等“实质性安全贡献”。2025年6月，北约海牙峰会前，美方施压盟友提交可核查、可持续的中长期防务投入计划，最终“胁迫”北约同意在2%基础上提升支出比例，并将网络防御、军事物流等纳入责任评估框架。特朗普的目标是重塑北约权责结构，将集体防御转为有条件的防务合作，安全成为需要持续“付费”的公共产品。此举不仅加大了盟友防务支出压力，也引发了北约内部关于联盟凝聚力与可信度的深层争议，甚至导致北约内部裂痕公开化。

在亚太地区，美国进一步施压日本、韩国大幅提高驻军费用分担比例。2025年11月美韩签署《韩国战略贸易与投资协议》，韩方承诺分阶段对美投资3500亿美元，投资领域覆盖美国造船、能源和半导体、制药、关键矿产、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关键战略产业；美方向韩方提供“包括核能力在内的延伸威慑承诺”，同时将汽车、零部件、木材等产品的关税从25%降至15%，形成“经济投资换关税优惠+防务绑定”模式。这种操作本质是外交与本土利益深度捆绑。同时，美国以“延伸威慑”为由，推动讨论在日韩重新部署战术核武器，此类计划虽未落地，但加剧了该地区核态势的紧张。

“美国优先”理念下的外交工具化，在美国与中东盟友关系中也非常突出——安全责任明确作为交换筹码，军事保护与盟友“回报”直接挂钩。2025年初，特朗普多次表态，美国不会无偿承担中东安全成本，要求盟友在防务经费、经济投入及地区稳定上承担更多责任。 对海湾国家，美方维持军事存在，但在军售、情报合作等方面强化条件性，捆绑能源稳定、红海航道安全及遏制伊朗等诉求。尤其是在处理与沙特及阿联酋的关系时，美国将高端防务合作与对美投资、军费采购直接挂钩，将安全承诺异化为可谈判的资源。

这种以即时交换与量化回报为目标的盟友关系，虽暂时提升了美方与盟友讨价还价的能力，却加剧盟友对其防务承诺的疑虑，推动多个国家寻求多元化战略布局。

特朗普政府对待全球多边机制的态度，绝非简单的“退出”所能概括，而是一场有步骤、分层次的“制度性拆解”。其策略从高调退群延伸到更隐蔽的“在位架空”，核心目标始终如一：挣脱国际规则的束缚，为美国单边行动扫清障碍。

2026年1月7日，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宣布退出66个国际组织。至此，特朗普2.0的第一年，美国已明确宣布或启动退出程序的国际组织及机制总数超过了70个。这一长长的清单不仅包括《巴黎气候协定》这类全球焦点协议，更涵盖了大量涉及电信、文化、农业等专业领域的国际机构。这种大规模、系统性的退出行动，传递出明确的信号：美国正主动卸下其自二战后主导构建的全球制度网络中的“领导者”身份，转而追求一种不受任何多边义务牵制的“绝对行动自由”。 

比起高调的退出，更具战略侵蚀性的是“留在机制内，却掏空其核心功能”的“软性拆解”策略。这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运行中表现得最为典型。美国持续单方面阻挠上诉机构法官的任命，最终导致这一全球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最高法院”因法官人数不足而停摆。与此同时，美国不再寻求修复普遍性的多边体系，而是转向推动组建将中国等主要经济体排除在外的“诸边谈判集团”，企图另立一套符合自身利益、且能由自己主导的小圈子规则。这种“架空”战术从内部缓慢而有效地削弱了多边机构的行动能力。

这一系列“退出”与“架空”组合拳的根本动机，是系统性地消除任何可能制约美国单边胁迫外交的国际制度“枷锁”。其逻辑在于，当共同的、中立的规则平台被弱化或废除，国际博弈将更依赖于原始的国家实力与双边交易，而这正是美国自认为的最大优势所在。然而，就其后果而言，一方面此举将导致“全球规则真空”，有效的合作平台与权威仲裁框架纷纷失效或名存实亡，全球治理赤字急剧扩大。另一方面，国际新兴力量将会填补这些“真空”，区域合作协定与新的国际联盟加速涌现。长此以往，美国终将自我侵蚀其曾以低成本管理世界并塑造全球议程的制度性霸权根基。

特朗普政府推行一年的“胁迫外交”，在战术上虽靠极限施压换得一些短期让步，却将会引发深远的战略反噬，加速消耗美国长期积累的国际信誉与领导资本。这种以威胁和交易为核心的外交方式，不仅未能巩固美国地位，反而将加剧全球动荡，也让自身陷入不可持续的困境。

特朗普的“胁迫外交”是美国国内权力集中与“美国优先”理念的外延。该战略把复杂的世界简化为一场靠威吓取胜的零和游戏。短期内，这些强压或许能威逼其他国家让步；但长期看，没有哪个领导者可以仅靠胁迫维持影响力。真正的领导地位，还需源于提供公共产品、维护合作框架、赢得广泛信任的能力。这场以“让美国再次强大”为名的胁迫实验，正在加速美国全球影响力的消减。当合作之门一扇扇关闭，最终被困在孤立与对立之中的，或许正是美国自己。

（原文发表于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