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迪·肯尼迪在恢复和中国的外交关系中的地位

美国著名汉学家柯恩（Jerome Alan Cohen, 1930-2025），也译为孔杰荣，于本月22日去世，享年九十五岁。学界对柯恩在中国法学及东亚法学的成就了解较多，比如他在1968年出版的拓荒性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程序导论：1943-1963年》[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1988年）[3]，《越南投资法与实践》（1990年）[4]等。但是，鲜有人知晓柯恩对中美关系的研究和推动。

孔杰荣，新泽西州人，本科毕业于耶鲁大学，以富布赖特学者（Fulbright Scholar）身份，留学法国一年，攻国际关系。后再次返回耶鲁，1955年在法学院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曾在美国最高法院任书记员等。孔杰荣1959年入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在伯克利期间，因为一个偶然机会，孔杰荣开始学习汉语，并到香港，成为所谓的“中国观察员”(China Watcher)，由此走上了研究中国，主要是中国法律的学术之路。1964年，柯恩来到哈佛大学，在法学院任职，长达17年。1979年，中国和美国恢复外交关系后，凭借其学术专业，孔杰荣于1981年到中国北京，在著名的美国宝维斯律师事务所[5]工作，并教授法律。“八九”后，孔杰荣回到美国，在纽约大学法学院任教，直到退休。柯恩的学术生涯超过半个世纪，桃李满天下，台湾的马英九，吕秀莲等都是其门生。

费正清比柯恩大23岁，也不是孔杰荣的老师。但是，在哈佛任教期间，作为同事和晚辈，孔杰荣深受费正清的影响，尤其是在中美关系上，其核心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要求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复交，并妥善处理中华民国在台湾的问题。1972年，孔杰荣作为“美国科学家联盟”[6]的成员，访问中国，并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孔杰荣引起泰迪·肯尼迪（Ted Kennedy, 1932-2009)的注意是在1966年。孔杰荣在《外交季刊》上的务实文章吸引了肯尼迪最信任的助手帕克（Carey Parker, 1934-2022）的关注。通过帕克力荐，孔杰荣成为了肯尼迪在中美关系等问题上的智囊团成员，两人交往与合作长达近50年。

泰迪·肯尼迪2009年因为脑癌去世后，孔杰荣撰写了题为“泰迪·肯尼迪在恢复和中国的外交关系中的作用”的文章。在该文中，柯孔杰荣回顾了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肯尼迪参议员对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作为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最小的弟弟，泰迪·肯尼迪一直备受瞩目。在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rancis Kennedy） 1925-1968）被暗杀身亡后，泰迪更成为整个肯尼迪家族在美国政坛最主要的代言人和希望。从1962年到2009年，泰迪出任麻州国会参议员长达47年，其在民主党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泰迪也曾是民主党潜在的总统候选人之一。但是，主要由于1969年7月的“查帕奎迪克事件”（Chappaquiddick Incident）等，其白宫美梦难以成真。

在中美关系上，泰迪·肯尼迪属于务实派。据孔杰荣的文章，1969年3月，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NCUCR）成立，在其成立庆典的系列座谈上，泰迪发表了著名演说，督促当时的尼克松政府采取更加实效的对华政策，即美国（人民和资本）不可能永远忽视中国这个东方巨人。《纽约时报》专版报道了泰迪的演说，其文章标题是《肯尼迪要求关闭美国在台湾的基地》，副标题是“在演说中，他敦促美国从台湾撤离作为其新中国政策的一部分”[7]。

从1969年到1977年，共和党两届总统，尼克松与福特主政白宫。作为民主党的参议员，泰迪在中美外交实务中的作用自然被掩盖。但是，据孔杰荣的文章，在加拿大于1970年10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泰迪就开始和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黄华接触，希望访问中国。泰迪在1971年专程去渥太华拜访了黄华。当然，这是一次秘密造访。作为陪同，孔杰荣全程参与了泰迪和黄华的会谈。尽管泰迪希望抢先于尼克松访问中国的计划最终没有成行。但是，泰迪由此和中国外交高层建立了直接而友好的联系。

1977年，卡特政府上台后，继续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但是国内阻力很大，进展并不顺利，主要涉及到《中美共同防御条约》(The Mutual Defense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54)，台湾的安全等问题。

经过反复争取，1978年1月，泰迪终于实现夙愿，访问中国，并得到了邓小平（据悉当时邓正在感冒）的接见，孔杰荣陪同。在和邓90分钟的谈话中，泰迪很坦诚的表达了他对中美复交问题的看法，赢得了邓的认可。对此，孔杰荣在该文开头这样写到，“虽然在泰迪长达507页的自传[8]中，对于他推动中美关系只写了一页，但是，泰迪的贡献是巨大的，而且很多都是在幕后推动的，因此被理解和铭记得并不多。但是，泰迪的中美故事完全可以成为在政治科学领域得起步学者的一篇硕士论文。”

卡特政府和中国政府在1978年12月15日（美东时间）在华盛顿和北京同时宣布将在1979年1月1日建交。这也实现了泰迪在之前提出的要在1978年底解决中美建交问题的时间表任务。对此，孔杰荣给予充分肯定。

和泰迪一起，孔杰荣为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理解和合作的方向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是大势所趋。孔杰荣，作为一位研究中国法律的学者，以其明锐的眼光，前瞻性地预见到，中美关系正常化符合两国、两国人民和整个世界的共同利益。当然，孔杰荣，作为一名非常重视人权的法律学者，也多次强调中美要妥善处理台湾问题，要以中国智慧和儒家理念找到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路径，也就是中华民国在1949年之后，或者在1979年之后，是否还在法理上存在的问题，并兼顾台湾人民的选择权等。

在该文结束处，孔杰荣专门写到，“儒学传统中最好的解决争端的方式就是通过不断的讨论和谈判，双方都作出妥协和让步，由此达成互惠的协议”。

希望柯恩的上述愿望能实现，并以此文纪念孔杰荣。

[1] Ted Kennedy’s role in restor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China (October, 2012, Journal of Legislation & Public Policy of New York University)

[2] The Criminal Proces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63: An Introduc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3] Contract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ongman, 1988) (with Yvonne Y.F. Chan and Ho Yuk Ming)

[4] Investment Law and Practice in Vietnam (Longman, 1990)

[5] Paul, Weiss, Rifkind, Wharton & Garrison

[6]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FAS) (1946-)

[7] Kennedy Bids U.S. End Taiwan Bases: In Speech Here, He Urges Withdrawal as a Part of New China Policy

[8] Edward M. Kennedy, True Compass, A Memoir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