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事，其实是一件事！也谈最近发生的几件事

作者：天狐行空  来源：天狐视角

　　最近发生了很多事。这些事，看似毫不相干，其实却有内在的逻辑和因果关系。
　　比如说最近发生的某药酒事件和随后的抓放人事件、芯片事件等，这些事情，小到经济纠纷，大到刑事案件、贸易争端，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其实都与一件事有关。
　　那么，它们究竟与哪件事有关呢？
　　一、我们先来看第一事与哪件事有关
　　药酒，不管它是一种药，还是一种酒，只要它进入市场，就是一种商品，就与公众产生了关系，甚至影响到公众的健康和生命，公众自然就有知情权和评说它的权利。而既然评说，就可能有对有错，有则改之，无则加免就行了。如果你连这点宽容之心都没有，认为他侵害了你的声誉甚至造成了损失，你大可到法院去和他打民事官司就行了。这是起码的生活常识和法律常识。
　　但在我们这个特色国里，许多事情总是超出普通人的常识。药酒事件也不例外。酒厂（还是药厂）既然说谭医生的文章给自己造成了损失，那你就应该通过诉讼，通过法庭辩论和调查，用证据来证明他给你造没造成损失以及造成了多大损失，让他来赔偿就是了。但酒厂（还是药厂）却没有这样做，而是让当地警察去跨省抓人，生生地把一个民事案变成了一个刑事案！而当地警方呢，明明知道这是一个民事纠纷，不属于自己的职权范围，却还是把一个民事案当作刑事案来办，甘愿充当企业的打手，竟然还真派人跨越大半个中国去广州把谭医生给抓到内蒙古去了，结果事情暴露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全民共愤，最后在强大压力之下不得不把人放了，搞得自己很尴尬。
　　通过这个现实版的“玄幻故事”，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有一只无形之手在左右着这个故事的起承转合，特别是它的开场和落幕都与一件事有关，那就是权力。换言之，如果没有行政权力的介入，这个民事案按照正常的法律途径就不会演变为一桩牵强附会的刑事案；同样，如果最后没有在舆论的压力下行政权力的再次介入，这个刑事案也不会以放人而草草收场。
　　由此可知，别看谭医生被放出来了，如果不从根本上消弱和根除行政权力对法律的干预能力，现在放了谭医生，将来还可能再抓张医生、李医生，乃至其他任何人——包括你和我，但结局恐怕就没有谭医生这么幸运了。因为不靠法治，单靠舆论的关注，其概率比雨点落在香头上的机会还要渺茫！
　　看看，我们的尊严就是这么被羞辱掉的——被这只到处乱伸的无形之手羞辱掉的。
　　二、我们再来看第二件事与哪件事有关
　　“芯片事件”与“药酒事件”正好相反——它原本是发生于7年前的一桩违反联合国和美国贸易禁运的刑事案，只不过是在处理的时间上有一部分与所谓的“贸易战”（经济纠纷）重叠了而已。所以，“芯片事件”本身与本狐要说的这一件事无关，但却被许多人解读为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打压”，而且还“出谋划策”说，为了彻底摆脱美国对芯片的垄断、避免再被美国人“掐脖子”，呼吁我们应该举全国之力来研发自己的芯片，这就又与本狐要说的这一件事有关了！
　　先不说现在的世界已是一个高度分工的全球化时代了，一个国家（包括美国）已完全没有必要样样东西都要自己从零开始进行研发和制造了，而是哪家的好、哪家的便宜就买哪家的。当然，前提是你要遵守法律和规则，这就是中兴在事后一再强调的“合规经营”。如果你本身就不合规经营，老耍“中国式”的小聪明，违法经营，又说人家不卖给你，掐你的脖子,甚至把掐一个违规企业的脖子说成是掐一个国家的脖子，这怎么能说得通？而且有一种绑架全民和整个国家的味道。而事实上，美国商务部只是就事论事，只要求美国相关企业在七年内不可给中兴一家出口芯片及相关产品，以示惩罚，并没有说美国的相关企业不能给其它中国公司出口芯片及相关产品（华为的被调查也是受中兴案的牵连），怎么能说是掐中国的脖子呢？反过来说，如果中兴不违反禁运规定，合规经营的话，美国商务部会作出这种裁定吗？违规就要处罚，这在任何法治国家都一样——我们国家在2015年也曾对美国高通公司的芯片垄断行为作出过60.88亿元人民币（约9亿美元）的惩罚性罚款（详见http://t.cn/RwUqCEv），也没听美国人说这是中国掐美国的脖子；美国之前也对自己的公司进行过惩罚性巨额罚款，比如2006年波音公司就因违反禁运面临高达50亿美元的罚款，后因诚实认罪、认错和认罚，最近通过认罪协商才以被罚8.15亿美元告终（和罚中兴的差不多）；而在多年以前，福特公司也因汽车线路设计缺陷导致一客户烧伤被判3亿多美元惩罚性赔偿。这要换作是中国公司的话，又会有人说这是针对“中国崛起的遏制”或“掐中国的脖子”了，又要有人出主意说要举全国之力来研发自己的汽车发动机和零部件了。
　　说到“举国之力”，我们的许多国人常常会拿“两弹一星”津津乐道，认为这是我们中国独特的制度优势，岂不知贸易和军事完全不能类比，因为第一，我们的“两弹一星”并不是象课本上所说的，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从零开始”完全靠自己研制的，而是在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后，当时的民国政府就立即成立了“原子能委员会”并派遣了大量理工科学生到美国学习核导技术，我们的“两弹一星”就是由这些人研制出来的（当然最开始还有前苏联提供的图纸模型和专家），否则你就是再怎么“饿肚子”、再怎么用“举国之力”也是搞不出来的；第二，军品是自用的，不是用来作交易的，可以不计成本，但芯片可以吗？第三，军品保密的，你用了别人的技术它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也没办法找到证据，加上那时我们是完全与世界隔绝的，就是它有了证据也没办法制裁你，这也是许多人为什么敢津津乐道于钱学森如何从美国带回图纸等等传闻的原因，因为我们当时与美国没有来往，美国明明知道也没办法惩罚我们，只能罚钱学森终身不得再进入美国；但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在经济上已与世界高度融合，一旦它有了你盗窃它的知识产权或其它违法的证据，它就会对你进行贸易制裁或经济惩罚（比如现在美国对中兴所做的那样），除非我们再次关起国门，让它没办法惩罚我们，但这可能吗？
　　可许多国人还是对“举国体制”情有独钟，认为我们在五六十年前那么恶劣的环境下都造出“两弹一星”，现在我们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我们用举国之力还造不出一个小小的芯片来？
　　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在我们这个国度里，不只是掌握权力的人迷恋权力的神威，就连普通人也对权力的“无所不能”深信不疑，事事都希望有权力的介入。
　　岂不知我们津津乐道的“举国之力”正是美国人和所有自由市场经济国家最在乎和最反对的一种做法，也是在这次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对中国提出的高关税、市场准入和所谓“盗窃知识产权”之外最重要的一项指控。因为在他们看来，贸易应该是对等的、自由公平的、不受任何行政权力干预的民间交易活动，如果一方用政府权力倾全国之力和资金来办企业、做生意，或规定只有转让技术或合资才能进入其市场，或必须在某个与商业无关的问题上表态才能与之做生意，他们就认为你违反了自由贸易的精神和规则，是一种不公平、不对等的做法，说你破坏了自由竞争的规则，损害了他们企业的利益，并使他们的企业处于一种竞争劣势。而我们的国企正是一种政府出资和经营的企业，而且是中国经济的主体。这就是欧美日澳等国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根本原因，也是美国特别在意和警惕“中国制造2025”规划和针对这个规划中的企业进行惩罚性措施的根本原因，而不是有些论者所说的“美国怕中国崛起”。如果硬要说“美国怕中国崛起”，它怕的是中国以这种在他们看来是用“非正常竞争”方式的“崛起”，从而改变整个世界的自由竞争格局，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所以他们要奋起还击，“捍卫”他们眼中的“自由竞争”规则。
　　这种担忧和焦虑，可以说早就弥漫在了美国朝野。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多年前美国人写的《致命中国》和2017年底特朗普的前首席策略师班农的访日演讲中就能看得出来。特朗普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在呼应美国人的这种担忧和焦虑并在采取行动来扭转这种局势罢了。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自由竞争，才会有创新，世界经济才会健康地发展并惠及整个人类，否则就会引发世界性“灾难”。这也是欧日澳加等国在中美贸易争端中一边倒地站在了美国一边的根本原因。
　　可惜的是，我们的许多人并没有正确和准确地认识到美国人这种担忧的实质，而是简单地、片面地认为美国的所作所为只是对“中国崛起”的打压，并借此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为自己壮胆，甚至有人提出要用“举国体制的优势”来发展自己的芯片产业，从而“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这无异于是火上浇油，只能加剧双方的对抗，甚至会演变为与整个世界的对抗，可谓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也是为什么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近日在清华大学CIDEG主办的2018学术年会上反对“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的论调，并说这种论调是危险的。
　　可喜的是，我们的决策层已认识到了这种论调的危害，并开始为这种论调降温，以缓和美国人和西方世界的这种担忧和焦虑——中国工信部4月25日对外宣布“我们将坚持走创新发展和开放合作的道路……加强国际间产业的合作，我们有信心与世界各国一道，为人类发展谋福祉、共进步”；同时，有关部门也果断叫停和下架了某纪录片的播映（《环球时报》也立马改换了口风），并邀请美国财长和贸易谈判代表来华沟通磋商。这些举措，其实都是意在打消美国人的这种担忧和焦虑。这是一种积极的信号。但要让那只无形的权力之手远离自由竞争又谈何容易，因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思维已深入人心，成为了一种定势，许多人已习惯了权力在经济、经贸领域“立竿见影”式的作用。这不仅需要我们在思维方式上的转变，还需要有体制方面的改革。欣慰的是，我们已看到了决策层向这方面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迹象，比如最近我国发布的大幅降低汽车、药品关税和在银行、保险、证券等领域“市场准入”的宣示，都为中美贸易谈判解决争端奠定了互信的基础，预示着双方都在“相向而行”，虽然有一种“倒逼”的味道。
　　上边的几个例子和生活经验都在告诉和提醒我们：行政权应有自己的边界，伸出这个边界，它伸到哪里，哪里就会出现不公，甚至造成灾难——伸到司法领域，就会出现司法腐败和冤假错案（比如聂树斌案、谭医生案等）；伸到商贸领域，就会出现商业腐败和不公平竞争（比如贿赂成风）；伸到学术领域，就会出现学术腐败和良知的沉沦（比如论文抄袭、假文凭泛滥等）；伸到科研领域，就会出现创新停滞和各种假大空（比如“汉芯事件”等）……这就是为什么本狐说“许多事，其实是一件事”。
　　其实，上面的许多事也说明了另外一件事：外部的压力看似是坏事，其实是好事。比如说，如果没有外部舆论的压力，内蒙古警方就不会这么快地放谭医生回家，甚至他真会被判刑，成为一个冤案；如果没有中美贸易摩擦，没有美国这个外部的压力，我们的进口药品和汽车关税也不会降得这么快、降幅这么大，那我们就仍然要吃贵几倍的高价进口药、买贵几倍的高价进口车；如果没有美国这个外部的压力，我们的银行、保险领域也不会开放得这么快，那我们就仍然没有其它选择，没有机会享受到好的银行服务和收益，你的钱为了保值只能去买房子，大家一起把房价推到天上后再等着它掉到地上来；如果没有美国这个外部的压力，通讯、汽车领域也不会开放得这么快，我们的上网费也就不会这么快地降下来……所有这些，看上去都有一种被外力逼迫的味道，有些人面子上可能还有点“那个”，但对我们普通人来说，谁又能说这不是一桩好事呢？
　　看看，我们享受了这么多年世界上最贵的高房价、高药价、高油价、高网费、高话费……其实也是拜这只无形之手所赐。
　　三、许多事，其实是一件事
　　以上就是本狐所说的“许多事，其实是一件事”。
　　这“一件事”就是行政权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介入和干预。只有改变了这一现状，我们在各个领域的关系才能理顺，我们的整个社会也才能和谐和正常起来。同时，也就理顺了我们与整个世界的关系，包括与美国的贸易关系。所以，让权力回归它应有的边界应该成为我们最重要的一项改革。
　　当然，这只已习惯了乱伸乱摸的手，要让它收回自己的边界，要改变它乱伸乱摸的习惯，除了靠它的自觉自律，最重要、最关键的还是法治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在这之前，外部环境的约束也是不可缺少的——现在刚刚出现的改变迹象就是这种约束的一个初步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贸易摩擦其实就是一个习惯与规则的摩擦，而美国的所有要求，说到底也只不过是想让我们遵守贸易和商业规则罢了。而对我们来说，是通过摩擦改变我们的习惯，还是通过摩擦改变现有的规则？这是美国人担忧和焦虑的问题，也是我们需要深思和解决的问题。解决得好，就是中美之福，也是世界之幸。
　　也许，这就是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所说的“倒逼改革”的意义吧？
　　让我们一起期待。

来源时间：2018/5/1   发布时间：2018/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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