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如松( Rush Doshi):美国将舞台拱手让给中国

 杜如松( Rush Doshi):美国将舞台拱手让给中国

自特朗普政府拘捕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并宣布计划接管该国以来,世界被迫直面一个现实:长期以来赖以维系国际秩序的规则正在迅速失去效力。全球最大的安全联盟正疾速滑向一场生存性危机;不断扩大的抗议活动威胁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存续;俄罗斯已向乌克兰发射具备核能力的导弹。

《纽约时报》邀请了五位作者,探讨在二战后秩序的根基逐渐崩塌、各国试图重新站稳脚跟之际,世界可能走向何方。他们描绘了未来一个世纪的严峻图景:愈发激烈的能源竞赛、相互竞争的权力中心、一个由中国主导的世界、机会主义盛行,以及持续多年的激进不确定性。有一点他们意见一致:我们所熟悉的世界正在终结,一个全新的时代已经开始。

杜如松( Rush Doshi):“美国将舞台拱手让给中国

杜如松曾在乔·拜登总统任内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国和台湾事务的副高级主任,现为乔治城大学及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学者。

美洲似乎成为华盛顿一个多世纪以来首次关注的重点,而这一做法的代价是对欧洲和亚洲投入的时间与精力被削弱,而最终受益者则是北京。

美国政府打造“美洲堡垒”(Fortress America)的做法,无法为应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提供庇护。而通过带有帝国色彩的冒险来建设这一堡垒,反而可能重蹈其他大国的覆辙——这些国家同样误判了国家实力的真正来源,把领土控制而非技术掌控当作核心。

18世纪,中国和俄罗斯目光短浅地在欧亚草原上构建势力范围,而英国却通过完善蒸汽机赢得了那个世纪。19世纪,欧洲列强沉迷于对非洲的瓜分,美国却凭借电气化和大规模制造实现了跃升。

如今,美国正冒着分散注意力的风险,试图治理委内瑞拉、夺取格陵兰;与此同时,中国却在为赢得未来技术投入巨资,从人工智能、机器人,到量子计算和生物技术。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已大约比美国大30%;其工业基础是美国的两倍,发电量是美国的两倍;其海军规模预计在本十年结束前将比现在扩大50%。中国在电动汽车和下一代核反应堆等新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而美国则在从抗生素到稀土矿产等诸多关键领域日益依赖中国。

主导美洲并不能实质性改变这一局面。西半球仅占全球人口约13%,其在全球经济和制造业中的比重还在下降。如果把美洲置于优先地位意味着减少对亚洲的资源投入,那将是一笔糟糕的交易——这等同于把全球人口最多、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拱手让给北京的影响力。美国将在技术上落后于中国,在经济上依赖中国,并面临在军事上被中国击败的风险。其结果将是一个“中国世纪”。

对美国而言,平衡中国体量优势的唯一道路,是在国内重振自身实力,并通过打造“盟友规模”(allied scale)在海外整合美国伙伴的集体力量。“美洲优先”、对西半球的执念恰恰使这一目标更加复杂:它分散了领导层推进国内振兴的注意力,也疏远了盟友与伙伴。比如,从丹麦手中夺取格陵兰,将撕裂北约并把欧洲推向中国——这将是战略上的严重失误。

北京似乎明白,在治国理政中,把精力集中在正确的问题上至关重要。对华盛顿而言,21世纪的核心战略问题并不在于美国能否在西半球建立一座堡垒,而在于:在作为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最繁荣国家度过一个世纪之后,美国是重振真正的实力源泉,还是把接力棒交给中国。

莫妮卡·达菲·托夫特(Monica Duffy Toft):世界一分为三

达菲·托夫特博士是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学院国际政治学教授。

二战后建立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在瓦解,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正重新翻出一套过时的剧本——势力范围。俄罗斯两次入侵乌克兰;中国在南海推进军事化;美国则拘捕了委内瑞拉的现任总统,并公开威胁要以武力从一个北约盟友手中夺取格陵兰。这些行为背后有一个共同前提:大国要么扩张,要么衰亡。

二战期间,美国、英国和苏联的领导人在雅尔塔会晤,事实上将欧洲划分为相互对立的集团——一方管理着一个逐步去殖民化、趋向开放的体系,另一方则通过压制维系一个封闭体系。与会者清楚,任由苏联践踏东欧国家的主权诉求极不公正,但另一种选择是更多战争。这一安排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它经过谈判、有明确边界,并符合在一个全球性战争可能意味着灭绝的时代中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利益。

而当下正在成形的格局却没有类似成功的保障。相反,我们正进入一个大国在没有规则、限制或共识边界的情况下追求支配的世界——这是没有“纪律”的势力范围逻辑。

当今势力范围有三个关键特征,削弱了其建立稳定世界秩序的能力。第一,当前的权力整合并非为了应对另一场世界大战迫在眉睫的威胁。1945年的雅尔塔协定是在精疲力竭的国家之间达成的,目的在于防止全球冲突再度爆发。而如今正在形成的势力范围并未带来类似的稳定效应,反而可能把世界引向相反的方向。

第二个因素是美国当下领导层的性质。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如今由一位颠覆了美国一个世纪外交政策传统的总统领导——这一传统旨在通过支持自由贸易,使世界免于战争。特朗普总统明确表达了他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欣赏,这种欣赏并非基于个人魅力,而是源于他们作为威权统治者,能够动用国家权力来扩张并巩固自身权力。三人都以有利于强化、以军事胁迫为特征的外交政策诉求来重塑历史叙事。

第三个因素在于,单靠地理条件,已无法像过去那样支撑势力范围的存在。即便特朗普政府试图主导西半球,美国的影响力仍然依赖盟友关系、海外基地,以及其在全球金融与贸易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中国同样通过贸易、基础设施融资和技术构建了广泛的全球网络。即便是俄罗斯,也仍通过能源、粮食和武器出口依赖全球市场。这些国家都无法退回到自给自足的“封闭泡泡”中,否则将削弱维持其权力所必需的交织网络。

而这种已经在发生的退却本身是自我挫败的。本世纪大国将面临的一些最具生存性威胁——未来的疫情、气候变化、被武器化的人工智能、网络攻击以及跨国恐怖主义——根本无法单独应对。随着世界再次裂变为相互对立的势力范围,应对这些威胁所需的合作正在迅速枯萎。

正在显现的国际格局表面上承诺稳定,实则只会带来不确定性和不断累积的危险:核武国家之间更多的冲突引爆点、更严重的核扩散、在全球性威胁上的合作进一步减少,以及一个在结构上无法化解自身风险的体系。

来源: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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