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俾斯麦掌舵华盛顿：他将如何管理中美关系?
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的个性极为强势，但他对世界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始终保持警惕。他适应形势的能力也异于常人，深知计划总赶不上变化。一旦察觉坚持某种观点或承诺不再符合现实，他会立刻放弃。俾斯麦追求胜利的结果，而非政策的连贯性。他有几个核心目标：一是加强君权以对抗议会，二是巩固普鲁士的权力。为了达成这些目标，他会采取各种手段，战术灵活多变，通过不断调整策略来与其他列强周旋，堪称现实政治（Realpolitik）大师。如果俾斯麦在现代获得授权，执掌华盛顿的外交政策并且研读了格雷厄姆·艾利森的著作[1]，我相信他不会仅选择单一的策略。他将同时运用艾利森提出的所有要素，密切关注中国的发展变化及其统治精英内部个别人物和派系的动态。他可能会建议在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上做出让步，从放弃对台湾的承诺中获取最大化的利益，同时避免在朝鲜半岛引发核危机。
俾斯麦鄙视任何关于德国应为巴尔干半岛自身的利益而关注巴尔干的论调，反复强调尽管德国与奥地利结盟，也不应为奥地利在巴尔干的利益而战。他有一句名言，尽管有多种版本：“整个巴尔干半岛不值得牺牲哪怕一个波美拉尼亚掷弹兵的生命”。他告诫列强不要将命运系于“偷羊贼的激情”之上。在另一场合，他宣告：“整个土耳其，连同生活在那里的所有民族，都不值得牺牲一个健康的波美拉尼亚掷弹兵的生命；更不值得让文明的欧洲陷入一场全面战争。”在柏林会议上，他明确表达了自己的优先事项：“我们在此并非为了考虑保加利亚人的福祉，而是为了确保欧洲的和平。”十年后，他告诫列强不要“在上帝没有安置他们的地方扮演伯里克利”，并补充道：“保加利亚……远非一个重要到足以将整个欧洲——从莫斯科到比利牛斯山，从北海到巴勒莫——卷入一场无人能预见结局的战争的目标。当战争结束时，我们或许都会疑问当初是为了什么而战。”
为了避免列强之间发生战争，他强调必须与俄罗斯保持友好关系，并巧妙地利用俄罗斯与奥地利之间的矛盾，以及法国与英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他指出：“我们相对于奥匈帝国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果奥地利向我们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我们能否与俄罗斯达成协议。”这就是著名的《再保险条约》（Reinsurance Treaty）背后的逻辑。在奥地利不知情的情况下[2]，俾斯麦与俄罗斯就战争爆发时的行为做出了秘密承诺，其核心是：如果奥地利是俄奥冲突中的侵略者，德国将保持中立。1887年，当一些军方人士主张对俄发动预防性战争以协助奥地利在巴尔干的行动时，俾斯麦断然拒绝：“他们想激怒我开战，但我渴望和平。发动一场新战争是轻率的，我们不是一个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发动战争的海盗国家。预防性战争就像敲开鸡蛋，孵化出来的将会是怪兽。”他的继任者们放弃了他的体系，废除了《再保险条约》，将俄罗斯推向了法国的怀抱，并将德国更紧密地捆绑在奥地利在巴尔干的野心之上。这一系列错误，加上德皇威廉二世令人震惊的虚荣、侵略性和懒惰，在1914年的夏天引发了灾难性的爆发。
俾斯麦会将核战争的风险与动荡的南海危机以及像朝鲜这种地方的“偷羊贼的激情”联系起来吗？断然不会。我推测俾斯麦不会在朝鲜问题上扮演主要角色，而是会保持沉默——除了暗示中国对金正恩的行为负有明确责任之外——同时可能会泄露一份关于日本发展核武器后果的“秘密”研究报告，以引起中国的警觉。无论责任归咎于谁，如果局势失控，例如由于指挥系统崩溃导致权力落入某个精神错乱或吸毒成瘾的当地指挥官手中，导致朝鲜屠杀数百万本国人民，而美国反过来摧毁朝鲜——谁会认为那是美国的胜利？
因此，必须避免核危机。不要以可能引发灾难的方式，将美国的命运与台湾或韩国捆绑得太紧密。那么，应该如何规划积极的议程？美国应寻求在具有深远意义和道德力量的领域和中国进行合作。在这些领域，共享的制度可以将两国的未来轨迹在数十年内保持一致。三个显而易见的领域是：1）亚洲的灾害响应（海事合作）；2）打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恐怖主义（情报合作）；以及3）外层空间。中国已拥有雄心勃勃的太空计划。其在卫星量子通信网络方面的进展是革命性的，可能比GPS更具变革性。在冷战期间，人类曾登上月球，但美国政客自满的优越感最终扼杀了他们的雄心。与其重拾冷战式的对抗，不如建立伙伴关系。正如杰夫·贝佐斯所阐述并投入巨额资金支持的那样，人类可以追求的最宏伟的项目之一，就是利用太空资源来减轻地球的负担。能源和人口增长的逻辑表明，地球应该成为一个“居住和轻工业区”，而重工业则应迁移至太空。为这一宏大的人类事业建设基础设施本身就将是一项具有巨大道德力量的工作——促进国际友谊，并提供一种宝贵的视角：一个承载生命的蓝色斑点，被无尽冷漠的黑暗所环绕。人们既可以为自己国家的贡献感到自豪，也可以为人类的集体努力感到自豪。
当然，友好的合作必须设定界限。如果中国将此解读为软弱，并开始直接或间接地对其邻国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呢？这是完全可能的。然而，俾斯麦式或孙子式的回应将是：如果这些行动是由中国内部动态驱动的，那就让它们发生吧，因为这比美国能做的任何事情都更能让中国的邻国相信有必要遏制它。现在试图遏制中国将会失败，而且不仅在中国，在其他地方也会被视为教科书式的帝国侵略行为。但是，如果美国退后一步，明确表示它倾向于合作而非遏制，而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开始威胁和控制日本、澳大利亚等国，那时才是建立联盟的适当时机，因为只有到那时，美国才拥有道德权威，这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俾斯麦式的方法还需要确保美国保持对中国的技术优势，但这一挑战远比昔日俄罗斯构成的挑战巨大。斯普特尼克（Sputnik）卫星发射后，苏联的挑战一度被视为关乎生存的[3]。摆脱修昔底德式的思维需要建立合作的机制和习惯，但这同时也要求确保一个军事化的中国不会将美国视为先发制人打击的目标。随着人工智能、生物工程和数字制造的飞速发展，未来可能很快带来至少与核威胁一样可怕的非核威胁。
最后，还有一个自我认知的问题。美国领导人经常谈论美国的利益，仿佛它们不言而喻就是全人类的利益。其他人觉得这很荒谬，甚至令人愤慨。如果美国领导人希望避免重蹈修昔底德陷阱，他们必须发展一种不同的语言来谈论中国。有时，杰出的政治领袖会对对手的心理表现出一种奇特的同理心。这可能源于一种“互补”的能力，一种能同时容纳相互矛盾观点的心理空间。今天的人们在阅读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时常常感到震惊：他直言不讳地对遭受瘟疫打击的雅典人讲话，揭示了极少有民主政治家敢于提及的令人不安的真相：“你们拥有的是一个随时可能失去的帝国；你们的统治所激起的仇恨使你们处于危险之中……你们的帝国已演变为一种暴政，拥有它或许不公，但放弃它却绝不安全……凡是寻求建立帝国的人，都必须接受被憎恨和怨恨的命运。”同样，俾斯麦对于他人如何看待他、他的盟友或他的国家不抱任何幻想。他宁愿与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交谈，也不愿与自己阵营中的激进派为伍。当商业利益集团试图推动他支持他们在中国的冒险时，他愤怒地告诉英国大使：“那些来自汉堡和吕贝克的无良商人，除了高喊‘打倒那些该死的中国佬！’之外，对中国没有任何政策。他们会打六个月仗，然后强迫中国人求和，周而复始。我相信这些中国人比我们那些可鄙且势利的商人更真诚、更热爱和平。他们不想打仗。我宁愿看着那些商人——以及他们的美国和法国盟友——下地狱，也不愿仅仅为了满足他们的私利而同意对中国发动战争。”
今天，强大的利益集团正在敦促华盛顿对中国采取激进立场。正如艾森豪威尔在其告别演说中著名的警告那样，商业利益与军事利益的融合总是危险的。随着市场和技术驱动的工作岗位继续向东转移，无论特朗普做出何种承诺，这种危险只会增加。五角大楼就像当初对待苏联那样，会夸大中国的侵略性以证明其预算的合理性。俾斯麦是个魔鬼，如果当年的某次暗杀企图成功了，世界可能会变得更好，但他比大多数人更深刻地理解某些基本真理。那些负责制定中国政策的人应该仔细研究他的建议。他们还应该研究1914年的夏天，并反思，为什么那些掌管战争与和俾斯麦是个魔鬼，如果当年的某次暗杀企图成功了，世界可能会变得更好，但他比大多数人更深刻地理解某些基本真理。那些负责制定中国政策的人应该仔细研究他的建议。他们还应该研究1914年的夏天，并反思平的人做出的决定依然与那时几乎如出一辙，尽管今天的危机发生速度快了一千倍，并伴随着一百万倍的破坏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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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
[2] 尽管当时奥地利是德国的盟友。
[3] 甚至像保罗·萨缪尔森这样杰出的经济学家也曾错误地预测苏联经济将超越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