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艾文（Evan Medeiros）：中美关系进入更危险时代

编者按：本文认为，2026年的中美关系正进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与潜在风险的新阶段。作者指出，尽管特朗普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出现阶段性缓和，从高度聚焦战略竞争转向更强调外交互动与经贸成果，但这种“战术性缓和”难以持续，反而可能加剧未来关系的波动与不稳定。文章强调，中美竞争的结构性矛盾依然深刻，双方在安全、科技、经济与全球治理等领域的分歧难以弥合。在相互依赖不断被“武器化”、供应链脆弱性加速暴露的背景下，美中正展开一场围绕关键技术与战略杠杆的竞赛。作者警告，领导人峰会与经济协议难以改变这一长期竞争逻辑，中美关系或因此进入一个更具风险、也更难管控的阶段。作者的该观点和几位中方专家有所差别，他们认为2026年是中美关系可以改善的一个契机。

本文原文发表于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网站。作者麦艾文（Evan S. Medeiros）为该委员会中国问题杰出非常驻研究员，同时担任乔治城大学亚洲研究教授。他曾于2009年至2015年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六年，负责亚洲事务。

自1979年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以来，双方关系最持续的特征之一，就是频繁的波动与变化。

最近一次具有重大影响的转折点出现在2018年——在特朗普第一届政府期间，“战略竞争”时代正式开启。这一政策转向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美中双方在国内与国际战略层面的全面调整，也恰逢中美关系在全球政治中的核心地位日益凸显之际。战略竞争的到来或许姗姗来迟，但它确实为华盛顿、北京以及国际社会提供了某种清晰度，使各方对未来关系走向有了更明确的判断。

随着特朗普第二届政府的到来，多数人原本预期对华政策将保持延续性。然而，事实却远非如此。2025年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以发动新一轮贸易战开局，对中国加征超过150%的关税，显示特朗普团队在战略竞争中进入了一个更激进的新阶段。这一做法虽不陌生，但程度明显升级。随后局势迅速恶化，华盛顿与北京相互释放新的威胁——包括限制关键矿产与技术供应——将其作为施压与博弈工具。

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度直面经济冲突全面爆发的边缘，而双方显然都不愿看到这种局面。最终，两国选择后退一步，通过谈判达成降低关税并恢复关键矿产贸易的协议，同时为更大规模的协议铺路。贸易谈判逐渐成为“21世纪的军控谈判”，成为双方就长期竞争规则（无论明示还是默示）展开博弈的核心平台。

然而，在此之后，美国对华政策出现了另一种变化——这一转向正在塑造2026年的中美关系。

特朗普对战略竞争的“悄然背离”

2025年秋，特朗普对长期、高强度竞争的执念，逐渐被其对习近平的个人好感所取代，同时对全面战略竞争表现出犹豫，甚至某种“悄然否定”。在两位领导人于2025年11月韩国举行首次会晤之后，特朗普开启了一个更加广泛的对华外交、经济与科技接触阶段。为了维持经贸关系稳定并保持外交互动轨道，特朗普开始淡化战略竞争的一些关键支柱。这仿佛意味着，美国不再试图放缓中国发展或跑得更快，而是选择与中国“并跑”。

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似乎正回归以往的接触路径——以领导人峰会与经济交易为核心驱动力。特朗普与习近平同意在2026年互访：特朗普将于4月访问北京，习近平则将在年内回访。据美国高级官员透露，2026年两国领导人之间可能举行多达四次会晤，这将成为双边关系史上的新纪录。

其他政策变化迹象也不断显现：特朗普政府同意向中国出售英伟达H200先进芯片；与私营部门合作完成对TikTok的收购交易，但据称关键业务仍由其中方母公司掌控；特朗普撤换了多名主张加强对华技术限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商务部官员；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中，对中国“战略对手”的表述被弱化甚至消失。最新动向则是，特朗普表示希望就对台军售问题与北京展开谈判。

如今，华盛顿更多谈论的是领导人峰会、“G2”、重大经贸协议，以及某种意义上的“缓和”（尽管政府未正式使用这一表述）。特朗普团队正为其访华之行争取一系列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商业协议，涵盖农业、航空等领域。特朗普本人也多次暗示欢迎中国资本重新大规模进入美国，尽管国会与各州州长的抵制正在增强。同时，美国国内还流传着有关调整对台政策表述的传闻——可能通过对台北采取更严厉措辞来安抚北京。

保守派中的乐观人士认为，特朗普是在实施一种“战术性缓和”，以争取时间加强军事威慑并减少美国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然而，这一政策可能带来的代价包括：美国技术优势的削弱、盟友信心的动摇、美国在亚洲战略地位的受损，以及最直接的——台湾安全面临的不确定性。这种政策走向，甚至被认为比20世纪70年代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时期的缓和政策更具对华妥协色彩。

中美关系的核心挑战

因此，到2026年，华盛顿可能在中美关系史上开辟新的路径。这一变化将由政策从高度、单一聚焦竞争转向更加重视外交互动与经济成果所推动。这并不意味着华盛顿将完全放弃竞争（例如美国在稀土问题上的政策仍值得关注），但竞争中最激烈的维度——如技术封锁——将不会被大力推进。

2026年及未来中美关系面临的核心风险在于，特朗普式的缓和很可能难以持续，反而可能埋下未来不稳定的种子。事实上，中美关系可能正站在最危险阶段的开端：当中国利用美国暂时退出高强度战略竞争的窗口期，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并最终在经济、技术与地缘政治层面实现超越。

中美关系中结构性力量与周期性力量之间的裂缝过于巨大，难以维持长期稳定。两国竞争的结构性因素深远而广泛。在安全、经济、技术以及全球治理理念等诸多议题上，美中利益分歧大于共识。削弱美国实力本身就是中国地缘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这些判断在美国政治光谱中具有广泛共识，而特朗普今年对华接触形成的周期性缓和，只会加剧美国政界、军方与商界对“落后于中国”的焦虑。

因此，当前政策增加了关系“反弹”回更强硬战略竞争的风险。例如，如果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遭遇重大失利，特朗普可能像2020年那样重新转向强硬对华立场，以巩固其政治基础并为总统选举做准备。或者，民主党也可能将对华竞争作为批评特朗普、推进国内议程并在2028年选举前制造共和党政治弱点的工具。又或者，仅仅是总统认定中国在“利用”自己。无论路径如何，美国都将在某种形式上回归战略竞争。

更深层且更严重的风险同样存在。过去一年，尤其是贸易战，使两个大国在高度竞争的全球体系中的相对优势问题更加突出：谁占据上风？又将如何运用这种优势？习近平与特朗普均认为自己拥有相对筹码与升级主导能力。双方也都相信可以对对方施加难以承受的经济成本，而在中国方面，北京认为自己能够承受比美国更多的痛苦——“吃更多苦”。这种认知使华盛顿与北京处于危险境地。最终，一方可能试图验证这一判断，从而触发更广泛的危机。

确实，中国切断美国获取关键矿产——尤其是稀土元素与重稀土磁体——引发了美国政界与商界的强烈焦虑，也使华盛顿意识到一个重大脆弱性。特朗普本人可能也对中国拥有如此杠杆感到意外，这与其最初预期相悖。当美国政府在2025年10月试图进一步收紧技术限制时，北京扩大关键矿产出口限制，暴露出美国脆弱性的深度。

如今，华盛顿已清楚认识到自身暴露程度，特朗普团队也已启动多项措施以降低美国脆弱性。尽管政府认为一到两年内可以缩小差距，但多数专家——无论西方还是中国——认为至少需要五年。这种评估差异进一步增加了不稳定风险，尤其是在华盛顿低估其对中国供应链依赖程度的情况下，而这种依赖仍然相当显著。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努力掌握先进芯片制造设备及其他关键技术，而这些领域目前仍是美国具备优势并能限制中国获取的方向。

双方减少脆弱性、创造杠杆并试探相对优势的努力，使中美关系进入一个危险时期，甚至可被视为战略竞争演进中的新阶段。双方都感到脆弱，双方也各具优势，双方都愿意将相互依赖武器化，同时又无法准确评估这种做法的成本。此外，华盛顿与北京各自的国内政治也使决策计算更加复杂。

简而言之，美中两国正陷入一场竞赛：在对方之前降低自身脆弱性并掌握关键技术，同时努力积累新的施压手段。正是这场竞赛，将定义2026年及未来复杂而紧张的中美关系。2026年的领导人峰会或经济协议，都无法改变这些严峻的战略现实。对华盛顿而言，关键在于持续聚焦其所面临的真实挑战——在全球体系动荡之际，中国正全力提升自身实力与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