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国不会援助伊朗：北京在意的是石油，而非政权

中国正密切关注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展开的轰炸行动。毕竟，北京是德黑兰最重要的伙伴之一。两国关系的深化源于共同的历史认知与战略目标：两者都将自身追溯至曾经辉煌的非西方古代文明，并且在当今国际体系中同样反对由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

中国的能源安全同样与其对伊关系紧密相连。2025年，中国超过55%的石油进口来自中东，其中约13%直接来自伊朗。这些石油运输大多必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条毗邻伊朗的狭窄水道。由于近期的轰炸行动可能扰乱伊朗的石油供应，并削弱整个海湾地区的原油生产，同时也可能威胁中国从该地区运输石油的能力，一些分析人士因此推测，北京可能会向德黑兰提供援助——无论是直接的军事介入，还是类似于中国在俄乌战争期间向俄罗斯提供的两用物资与技术支持。

然而，尽管中国对局势深感关切，北京不太可能真正介入冲突。2025年6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为期12天的军事行动后，中国仅以例行的外交辞令表达了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支持。

同样，在中国外交部本周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使用的最强烈措辞也仅限于谴责针对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 (Ayatollah Ali Khamenei) 的刺杀，而非针对整体对伊朗展开的军事行动。外交部呼吁“有关各方停止军事行动”——这一表述既包括伊朗，也包括美国和以色列——同时强调应尊重海湾国家的“主权、安全与领土完整”。这些表态显示，北京正试图在维持与伊朗关系的同时，也与海湾国家保持良好关系。

这种对伊朗保持“袖手旁观”的态度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来，北京对伊朗作为地区大国的能力与可信度日益感到失望。在中国看来，伊朗更倾向于向西方压力妥协，而非进行强硬反击，这也削弱了中国战略界对德黑兰的信心。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伊朗始终希望与华盛顿进行谈判的倾向上。

归根结底，北京并不认为伊朗发生政权更迭是最坏的情境。只要新的领导层能够保障石油供应的稳定，并优先维护共同的经济利益，中国愿意在袭击之后与任何新出现的政权合作。只有当这些利益受到威胁，或一场长期的消耗战严重干扰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时，北京才可能重新评估其“袖手旁观”的立场，并作出更为强硬的回应。

失去青睐

长期以来，中国对伊朗的战略建立在一个基本假设之上：伊朗能够成为中国在中东推进自身利益的重要立足点。为彰显双方日益深化的合作关系，2021年两国签署了一项为期25年、总额约4000亿美元的全面战略合作协议，旨在加强双方的经济与安全联系。

然而，由于德黑兰担心中国影响力可能损害伊朗的主权与独立，该协议中设想的许多项目至今并未真正落地。同时，北京也对德黑兰在政策上的反复与不可靠逐渐感到失望。

更重要的是，中国逐渐认定伊朗的实力与其“革命国家”的形象都被明显高估。伊朗人口约为以色列的十倍、沙特阿拉伯的三倍，但其国内生产总值却不足以色列的90%，也仅为沙特阿拉伯的四分之一。在北京看来，伊朗主要依靠代理人战争与非对称作战来威慑对手，这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其实际能力，同时掩盖了国内结构性的弱点。

中国还注意到，伊朗试图领导伊斯兰革命的战略目标，与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现实条件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匹配。

根据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的公开评论与分析，伊朗政权所坚持的伊斯兰意识形态，使其难以在政治与核问题上对美国作出妥协或让步。然而，在严厉制裁的压力之下，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却是伊朗恢复经济、增强国家实力以及缓解外部压力、推动国内改革的关键前提。

因此，伊朗实际上陷入了一种战略困境：一方面必须坚持对美国的对抗姿态，另一方面又需要与华盛顿达成某种协议；同时，它既受制于宗教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根基，又面临推进改革的现实需求。

此外，在许多中国分析人士看来，伊朗未能展现出足够的决心去直接对抗其对手。例如，2020年美国刺杀伊朗最高军事将领卡西姆·苏莱曼尼 (Qasem Soleimani)，以及2024年以色列袭击伊朗驻叙利亚使馆之后，德黑兰针对美国在伊拉克的基地以及以色列发动的报复行动，被普遍认为力度有限、威慑不足。

许多中国观察人士同样认为，伊朗在“十二日战争”中的反应——包括在发射导弹前向卡塔尔和美国提前发出警告——显得过于软弱且缺乏效果。中国网民甚至将伊朗的反应讥讽为“表演式报复”。

如今，在中国对中东局势的整体评估中，对伊朗前景的悲观判断已成为一种普遍共识。在当前危机中，中国舆论场中的意见领袖——例如知名评论员胡锡进——便对伊朗及其人民所陷入的困境表示惋惜，同时也指责德黑兰当局将国家引入这一泥潭。

伊朗对其代理人网络的处理方式，也进一步削弱了中国方面的信心。自2023年以来，这些组织接连遭到打击并被削弱。例如，以色列军队重创了哈马斯与黎巴嫩真主党，但伊朗却未能提供实质性的支持或作出有效反击。

2024年12月，当伊朗副总统穆罕默德·扎里夫否认伊朗与该地区代理人组织——即所谓“抵抗轴心”——之间的关系，并声称伊朗无法控制这些组织的行动时，北京方面对此颇感意外。

随后在2025年4月，美国对也门发动空袭期间，伊朗撤离了驻扎在当地的军事人员。这一举动被普遍解读为伊朗为了避免加剧与华盛顿的紧张关系，并保留恢复对美谈判的可能性，而放弃了对胡塞武装盟友的支持。

北京方面同样对伊朗政权在国内治理上的失败感到失望。尽管中国官方媒体避免公开批评伊朗政权，但中国中东研究政策圈对于德黑兰糟糕的决策、广泛蔓延的腐败以及低效的治理状况心知肚明。

以色列能够成功渗透伊朗安全体系，并在“十二日战争”期间精准打击伊朗军事领导人和核科学家，这在北京看来说明伊朗体制内部存在严重的信任危机——部分官员甚至可能为了个人利益出卖国家。因此，中国决策层对一个连其自身官员都缺乏信心的国家体制是否具备长期稳定性，持明显怀疑态度。

中国对伊朗领导层的失望，也意味着北京并非天然反对伊朗发生政权更迭。中国的首要关切在于确保伊朗仍然能够作为一个可持续的经济伙伴，因此北京在这一问题上基本保持“政权中立”。事实上，如果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打击能够遏制伊朗激进的军事野心，并促使该国重新定位为中东地区的经济型国家，这种局面甚至可能更符合中国所乐见的未来。

北京同样不太可能出手为伊朗政权提供直接支撑，这也与中美关系的现实考量有关。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于3月底举行会晤。这次会面被视为可能达成某种“大战略交易”的契机，从而结束过去八年来紧张而消耗巨大的大国竞争关系。北京显然不希望中东战争破坏其与特朗普政府开展合作的努力。

改变战略算计

中国对伊朗的兴趣首先源于能源安全。尽管中国近年来不断推动能源来源多元化，并大规模投资于煤炭、太阳能、风能以及核能——到2025年，可再生能源已超过石油，成为继煤炭之后中国第二大能源消费来源——但石油在中国经济中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仍然需要依赖进口石油来为航空燃料、航运动力以及石化产业提供支撑。目前中国的战略石油储备约为13亿至14亿桶，相当于2025年进口量的约30%。这一储备足以应对来自中东的短期供应中断，但难以支撑长期的能源冲击。

中国最担忧的情景之一，是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这将切断中国超过一半的石油进口。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将迫使北京重新评估自身的战略立场。不过长期以来，中国石油行业高管以及中东问题专家普遍认为，地区冲突不太可能导致航道长期关闭。他们认为，一旦中东战争严重扰乱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运输，全球能源危机将迅速爆发，从而迫使国际社会尽快采取集体解决方案。例如，在“十二日战争”期间，中国专家普遍认为伊朗不太可能真正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因为这一举动将同时激怒整个海湾国家，并严重损害伊朗自身的能源收入。北京也正是基于这一判断，反驳了国内关于在中东建立中国军事存在的呼声，以及西方关于中国可能在该地区部署军事力量的猜测。

然而，“全球能源生产者与消费者不会允许中东秩序崩溃”的这一假设，如今正受到考验。北京目前正在向德黑兰施压，要求其保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干扰能源运输的措施。如果来自中东的石油供应受到威胁，中国可能转向其他供应来源，尤其是俄罗斯——目前俄罗斯占中国石油进口的比例已超过17%。但北京同样担心过度依赖单一供应国，因为这可能在未来造成新的能源供应风险。

对中国而言，更严峻的考验可能是一场长期战争。

如果伊朗政权能够承受美国与以色列的持续轰炸，并在反击中造成实质性损害，北京将面临一个两难局面。如果德黑兰不再表现出妥协倾向，而是成功抵抗并在冲突中存续，中国将很难继续置身事外并拒绝向其提供支持。

毕竟，伊朗仍然是中国在该地区的重要伙伴。如果伊朗已经展现出抵御攻击的能力，而中国仍然拒绝提供任何支持，这将被视为中国缺乏战略承诺。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支持方式可能类似于其在俄乌战争中对俄罗斯提供的帮助，例如：

提供无人机等军民两用技术与零部件

继续采购伊朗石油

为伊朗本土国防工业提供技术支持

伊朗政权坚持的时间越长，中国就越可能被迫介入并向其提供支持，这反过来可能进一步延长战争。

但如果伊朗政权像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 (Bashar al-Assad) 政权那样迅速崩溃，或局势像委内瑞拉尼古拉斯·马杜罗 (Nicolás Maduro) 被推翻后那样迅速稳定，北京很可能不会对这一结果过于纠结。中国事实上已经对伊斯兰共和国的领导层失去了信心。对北京而言，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与下一批掌权者建立关系，从而确保中东石油供应的持续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