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撕裂的伊朗社会会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吗？
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我们看到伊朗街头出现了连续几个月的示威，为近年来规模最大、最剧烈的社会动荡之一。这场示威最初由经济危机所引发，迅速演变为全国性的反政府运动。
昨天，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美、以的突袭下丧生后，我们又看到了伊朗街头的另一幅情景，大批民众上街悼念哈梅内伊。
我们在新闻中看到的那些上街悼念他的人，和之前上街要求政府下台的抗议者，完全不是同一批人。他们代表了当代伊朗社会内部两个截然对立、甚至是水火不容的阵营。
现在上街为哈梅内伊哀悼的人，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的核心支持者。他们主要包括：
宗教保守派： 坚定支持“教法学家治国”的神权政治理念，将哈梅内伊视为至高无上的宗教和精神领袖。
武装力量与体制内人员： 庞大的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巴斯基（Basij）民兵组织成员及其家属，以及与政府、国企紧密绑定的体制内雇员。
既得利益者： 在当前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中拥有特权或获取资源的人。 对于这个群体而言，哈梅内伊的死是极其沉重的打击。伊朗官方宣布了为期40天的全国哀悼期，国家机器也在全力动员这些支持者上街，以向外界展示政权的凝聚力。
之前（包括2025年底至2026年初的经济抗议，以及2022年因阿米尼事件引发的“头巾运动”）冒着被捕甚至生命危险上街要求政府下台的人，诉求与前者完全相反。他们主要包括：
渴望自由的年轻一代与女性： 强烈反对强制佩戴头巾等严苛的宗教社会管制，要求恢复世俗生活、社会自由和基本人权。
城市中产与知识分子： 对长期的政治高压、言论审查和神权专制深恶痛绝，明确呼吁终结伊斯兰共和体制，建立现代民主政体。
被经济压垮的底层民众： 因恶性通货膨胀、高失业率、严重腐败和国际制裁而被逼入绝境，认为只要现政权存在，民生就毫无希望。
这两个群体之间存在着极深的鸿沟。事实上，在哈梅内伊死讯被证实后，伊朗国内的情绪展现出了极端的两极分化：一面是官方电视台上悲痛欲绝的悼念人群；而另一面，据多家国际媒体和现场报道，许多长期受压抑的反对派民众在德黑兰等城市的街头、屋顶或社交媒体上隐秘甚至公开地庆祝他的死亡。
如果从整体人口结构和真实的民意基础来看，反政府抗议者（渴望政权更迭的民众）占据着绝对的人口多数；而目前上街悼念哈梅内伊的政权支持者，则是掌握着国家机器和武装力量的“少数派”。
这两大阵营的实力与规模呈现出一种高度不对称的状态：
- 反对派与抗议民众：占据人口与民意的绝对多数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尤其是经历了2022年的“头巾运动”以及2025年底至2026年初数百万人参与的全国大抗议之后，反对现政权已经成为了伊朗社会的普遍共识。
过去，反对政权的主要是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世俗化的年轻人。但随着近期里亚尔汇率暴跌、恶性通胀和经济彻底崩盘，连传统上被视为政权基本盘的底层劳工、集市商户（如德黑兰大巴扎的罢工商户）甚至部分农村人口，也都彻底站到了政府的对立面。
伊朗是一个人口极其年轻的国家，超过一半的人口在35岁以下。这些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对神权政治、严苛的宗教法令（如强制佩戴头巾）深恶痛绝，他们渴望与世界接轨的正常世俗生活。
在2026年1月的抗议中，伊朗政府动用武力进行了极其残酷的镇压，导致数万人死伤和被捕。因此，许多反对者目前出于对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和巴斯基民兵（Basij）的恐惧而不敢公开上街，但他们在心理上完全支持推翻政权。
我们在官方电视画面中看到的庞大悼念人群，虽然视觉上极具冲击力，但他们在总人口中实际上属于少数群体。他们是掌握绝对“硬实力”的少数派。
真正自发拥护“教法学家治国”理念的，目前已萎缩至极少数的宗教极端保守派、伊斯兰革命卫队及民兵组织的成员、以及依附于政权的庞大既得利益集团及其家属。
在哈梅内伊遇刺身亡后，伊朗官方宣布了长达40天的全国哀悼期和7天的公共假期。这种规模的悼念活动，很大程度上是体制内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政府雇员、军警家属和相关学校的学生往往被高度组织起来参与集会，以此向外界展示政权的合法性和“团结”。
尽管在人数上不占优势，但这个群体却垄断了伊朗的全部硬实力——包括军队、情报系统、国家媒体以及国家经济命脉。这是他们作为少数派，却能长期强力压制多数人反抗的根本原因。
简而言之，反对派赢得了“人口与民意”，而悼念者及其代表的政权则握有绝对的“枪杆子”。
随着哈梅内伊的突然死亡，一直用强力压制国内矛盾的“高压锅”失去了最重要的那个压舱石。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这种直接针对本土的毁灭性外部军事打击，伊朗的民族主义确实被空前激起，但这种民族主义已经彻底撕裂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形态。
空袭发生后，伊朗军方和保守派民众的情绪极度愤慨。这不仅仅是失去领袖的哀悼，更是强烈的民族屈辱感。这也是为什么伊朗在极短的时间内就立刻发射导弹，向以色列以及驻扎着美军的周边阿拉伯国家（如科威特、巴林、阿联酋等）进行大规模军事报复的原因。
伊朗政府正在利用这种外部的生存威胁进行极限的政治动员。代理领导层将这起事件定性为“对全球穆斯林的宣战”，试图借“大敌当前”的危机感来弥合国内分歧，迫使全体国民团结在抵御外侮的旗帜下。
对于那些长期反对政权、甚至在哈梅内伊死讯传出时在屋顶暗自庆祝的普通民众而言，他们的民族主义呈现出一种极其复杂、痛苦和矛盾的状态。
很多渴望自由的伊朗人乐见阻碍国家发展的独裁者被消灭，但他们绝对不欢迎外国战机在自己的首都上空投下炸弹。伊朗人有着极其强烈的历史自尊心，许多世俗派认为，推翻政权是伊朗人自己的内部事务，依靠美国和以色列的炸弹来实现政权更迭，是对伊朗民族尊严的践踏。
这是目前世俗派民族主义者最现实的担忧。他们看到自己的首都遭到轰炸，极其害怕伊朗沦为下一个叙利亚、伊拉克或阿富汗——在外国势力的干涉和随之而来的权力真空中分崩离析。因此，他们的民族主义更多表现为“保全伊朗这片土地和文明免受全面战争摧残”的本能防卫。
广大普通民众极力拒绝被政权绑架上“反美圣战”的战车，他们不想为了保卫一个自己痛恨的政权而流血牺牲。然而，如果美以接下来的持续轰炸（美国方面已声称轰炸将持续）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这种朴素的本土民族主义也很容易转化为对美以的实质性愤怒。
总结来说： 美、以的空袭犹如向一个巨大的火药桶里扔了一把火，激起了整个国家的应激反应。保守派的民族主义导向了“不惜一切代价向美以复仇”；而庞大反对派阵营的民族主义则导向了“如何在战火中保全国家不被撕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