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坛会迎来高市时代吗？

现在离开2月8日的日本大选不到5天，目前的民调和选情分析显示，由高市早苗领导的自由民主党有望在本次大选中不仅可能与日本维新会再度获得决定性胜利，更有可能“单独过半”。高市早苗将获得连任，其地位将得到巩固。

如果2月8日的大选结果符合以上预测，那么这将是日本政坛的最大结构性改革，即执政党由过去的自由民主党+公明党改变为现在的自由民主党+日本维新会联盟。本次大选将加强新联盟的执政地位，使日本政府更趋于右翼保守的“鹰派”立场，使高市早苗成为日本战后继安倍晋三之后执政时间最长的日本首相。

自由民主党和公明党的联盟长达26年，从1999年10月起， 在小渊惠三内阁时期，自民党为了确保在参议院的多数席位，正式邀请公明党加入执政联盟。这是日本政治史上的分水岭，标志着“自公体制”的诞生。2009-2012是联盟唯一的执政“中断期”。当时民主党夺取政权，自民党和公明党双双下野。但这3年里，两党作为反对派依然保持紧密合作，共同对抗民主党政权。2012年12月 – 2025年， 随着安倍晋三夺回政权，“自、公联盟”进入了最稳定的时期。公明党作为“关键少数”，长期为自民党提供稳定的选票多数，以换取对安保和社会福利政策的影响力。2025年10月 高市早苗上台后，自民党和公明党因政治路线分歧正式破裂，结束了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合作关系。

这次决裂之所以被称为“历史性重组”，是因为它打破了日本政坛过去20多年最底层的运作逻辑：即自民党负责“地盘和门面”，公明党负责“组织票和刹车”。现在这个长达26年的“政治婚姻”结束，意味着日本政治正式进入了一个未知的深水区。

“自、公联盟”结束后，公明党和立宪民主党组成了新的中道改革联盟，而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则结合成新的合作关系，不仅为国会议席中占据多数地位，更因为日本维新会的右翼保守和高市早苗的“鹰派”立场更为接近。公民党在联合执政期间，对安倍晋三的政策路线经常起“刹车”作用，而日本维新会对高市的政策路线却起了“加油”的促进作用，显然更符合合作的逻辑。

根据《朝日新闻》、《日经新闻》和共同社的最新民调（2026 年 1 月底至 2 月初）：自民党支持率强劲，预计将大幅增加席位，从解散前的 198 席回升至 233 席以上（单独过半）。尽管立宪民主党与公明党联手，但这个中道改革联盟并未产生预期的协同效应。目前选情低迷，预计席位不仅难以上升，甚至可能面临减少（解散前合计约 167 席）。

在 1 月 23 日高市首相宣布解散众议院后，多家媒体的民调显示其支持率从“蜜月期”的高点滑落。根据《每日新闻》和《日经新闻》在 1 月底的调查，支持率普遍下跌了 4% 到 10% 不等。部分民调（如每日新闻）显示其支持率一度跌至 57% 左右（此前普遍在 70% 上下）。据报道，主要原因是部分选民对“在此刻解散众议院”感到不满，以及长期盟友公明党的“分手”造成了短期的舆论动荡。随着选战正式开打，最新的民调数据显示选情已经稳定。根据 2 月 1 日至 2 日的最新周末民调（如共同社、JNN 等），高市内阁的支持率回升至 63.6% 左右。这表明此前的下跌更多是选民对“解散国会”这一政治动作的短期应激反应，而非对其执政能力的根本否定。随着竞选活动展开，焦点回到政策对比上，其基本盘重新凝聚。

尽管高市个人的支持率比巅峰期略有下降，但自民党的政党支持率和预期席位却在逆势上升。《朝日新闻》等主流媒体在 2 月初已将预测上调为“自民党单独大胜”，预计席位将从选前的不到 200 席暴涨至 270-300 席（单独过半甚至接近修宪门槛）

如果自民党+维新会在本次大选中大获全胜，日本的政策走向将发生重大偏移：没有了公明党（和平主义倾向）的“刹车”作用，且有了维新会（支持修宪）的加持，高市内阁在增加防卫预算、修改宪法第九条以及强化日美同盟方面将更加激进。此外，市场预期高市将推行更积极的财政刺激政策（“高市经济学”），这已导致近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上升，市场在定价财政扩张的风险。

除非在最后几天内发生极端的“黑天鹅”事件，2 月 8 日的大选极大概率将开启“高市长期政权”的序幕。这标志着日本政治光谱整体向右移动，且决策效率可能因摆脱了公明党的掣肘而提高。

基于高市早苗的政治信条、她与公明党决裂后的执政结构，以及 2026 年的地缘政治背景（特别是特朗普执政下的美日同盟），中日关系在高市长期政权下预计将进入一个“结构性对抗”的新阶段，甚至可能面临建交以来的最冷时刻。

如果说过去的自民党政府还在试图维持“斗而不破”的平衡，高市早苗则可能主动打破这种默契。

高市极有可能在任内（特别是春秋大祭或 8.15）参拜靖国神社。她在成为首相之前曾多次扬言：即使当了首相也会参拜靖国神社。这不仅会导致中日高层互访（首脑峰会）完全中断，甚至可能导致外交关系降级（如召回大使）。

过去几十年，公明党和自民党内的《宏池会》（岸田派、林芳正等）一直充当对华关系的“刹车片”和沟通管道。随着公明党下野、高市鹰派掌权，日本政府内部主张对华友好的声音将被边缘化，危机管控机制将极度脆弱。

高市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中日关系将失去过去的“模糊空间”。高市早苗最核心的安全主张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不同于以往的模糊战略，高市各级政府可能会更直白地将防御重心部署在西南诸岛（琉球群岛），并与美军进行针对台海冲突的实质性联合演练。

为了配合特朗普政府的“交易型”安保策略，高市可能会通过增加从美国购买进攻性武器（如远程导弹），来换取美国对日本在东亚更激进角色的背书。这会被中国视为实质性的军事威胁。

半导体和 AI 产业可能是中日关系受影响最直接的实务领域。高市早苗是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的坚定推动者。她极大概率会进一步收紧对华半导体制造设备、量子计算和高端 AI 芯片的出口管制。日本政府将通过补贴和行政指导，更强力地要求日本企业将关键供应链从中国撤出。这对依赖中国市场的日本车企和电子巨头将是巨大的痛苦，但高市会优先考虑安全逻辑而非商业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