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刚：瑞典的“脱美国化”道路

分析
丁刚
31/0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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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刚来源：丁刚看世界

　　谈到瑞典社民党的理念，不能不谈美国的影响。在西方国家的社会体制中，瑞典模式与美国模式似乎是两个最为不同的模式，但很多人可能不会想到，在瑞典模式的孕育和发展过程中，美国因素却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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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1865年，瑞典议会经过长达30年的论争，由中世纪的四个等级的结构改变为两院制，这主要就是因为受了法国学者托克维尔介绍美国的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影响。但瑞典学者真正开始关注美国是20世纪初才开始的。
　　从19世纪中到20世纪初，有120万瑞典人离乡背井，漂洋过海，移民美国，约占当时总人口的25%。大量人口外流造成了工厂缺少劳力、军队缺少士兵，工业化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人口减少成了当时瑞典政府面临的最棘手的社会难题。
　　大批瑞典人移民美国，美国也就成了瑞典人心目中的理想国。
　　1881年，瑞典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积极分子奥古斯特•帕尔姆从德国回国，在南方城市马尔默做了一个历史性的演讲，题为“社会民主主义者要的是什么？”。在那次演讲中，他说了这样一段话：瑞典穷人如果想改变自己的命运，过上好日子，要么漂洋过海移民美国，要么是留下来成为社会主义者。
　　1907年至1913年，瑞典政府做了一项调查，通过填表的方式要求移居美国的人回答一些问题，进而了解这些人希望移居的主要原因。结果表明，绝大多数要移居美国的人都非常向往美国的社会结构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在瑞典人看来，在那样的社会里生活，没有等级的划分，个人也有更多的自由发展空间。
　　瑞典的政治家们开始意识到，仅仅靠法律规定来阻止移民潮已不大可能，而只有提高社会生活水平，让人们对未来的生活产生希望，才会放弃移民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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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典的学者们在思考：
　　为什么美国会吸引那么多的瑞典人？
　　它的迷人之处究竟何在？
　　深受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学者则提出，为什么我们不能像美国人那样，把瑞典打造成一个更有活力的家园呢？后来社民党人提出的“人民之家”的构想，就是由此生发而出的。
　　瑞典的学者们还在想方设法地去美国学习、研究和考察。
　　贡纳尔·缪尔达尔和约斯塔•巴格是当时两个比较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前者是一个倾向于社民党的学者，后来成了社民党的重要人物，还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后者是保守派的政治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两人都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新建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他们致信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希望能借助于该基金会的资助来为研究所的发展奠定基础。后来，他们在得到资助后去美国从事研究。像这样去美国学习考察的瑞典学者，同期还有一些。
　　瑞典的社会科学研究由此开始出现变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它基本上是受德国影响，但一战后，美国的影响开始取而代之。那个时候，欧美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欧洲国家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投入，包括用于与外国学者交流的费用要远远少于美国，这也是瑞典学者能够去美国学习研究，而不是去其他欧洲国家的一个原因。
　　这些到美国学习、调研的瑞典学者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看到了当时工业化引发的社会矛盾，希望以瑞典社会为“解剖对象”，为世界提供一个普遍的解决方式。
　　在他们看来，如果要拿出一个解决方案，就必须到美国去学习研究。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美国的社会科学发展较快，另一方面也因为美国吸引了那么多的瑞典移民，使他们自然而然地对美国产生了一种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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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初，瑞典学者是把美国作为一种样板来学习研究的，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了美国的很多问题，特别是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和种族歧视。
　　贡纳尔·缪尔达尔和夫人阿尔瓦·缪尔达尔(Alva Myrda)这对年轻的瑞典学者到达美国的第一天，正好是1929年10月24日，史称“黑色星期四”，纽约股市崩盘，西方经济开始步入大萧条。
　　当时的美国正处于一个剧烈的社会动荡期，大规模的劳资冲突频频发生，给瑞典学者上了生动的一课，让他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美国。缪尔达尔曾专门研究过美国的黑人问题，还为此到美国南部作过调查。他写的专著《美国的困境》一直到现在都是研究美国种族问题的重要著作。在这本书中，他对美国面临的种族歧视的困境做了深刻分析。在缪尔达尔看来，一个让他深感困惑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一个信仰上帝的国家里会出现那么多丑恶的事情？”
　　假如没有这样一种对美式资本主义的切身体验，两位学者也许就不会更为积极地投身于瑞典模式的创建之中。
　　在21世纪的今天，当“美国化”成为许多国家难以回避的问题时，当年瑞典学者是如何借鉴美国的理念，以及这些美式理念又是怎样被瑞典社会所吸纳或排斥，就是一个颇为值得研究的现象。
　　缪尔达尔夫妇初到美国，在因股市暴跌给社会造成巨大冲击而深感震惊之余，也开始关注美国学者，特别是那些经济学家们此前的研究。阿尔瓦后来回忆说，她最感惊讶的是，虽然许多美国学者已经注意到了美国经济和社会出现的问题，提出了许多解决的办法，但胡佛政府并没有重视和采纳。两位瑞典学者发现，当知识分子站在政府的大门之外评头论足时，他们的作用其实是十分有限的。从那时起，他们就下定决心，不仅要了解美国的社会科学理论，而且一定要学以致用，投身政坛。
　　回国后，缪尔达尔夫妇加入了社民党，成为党的中坚力量，二人都曾在内阁中任职，并参与了一些重要的经济、教育和福利计划的起草。他们甚至把一些在美国难以进行的改革，拿到瑞典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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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贡纳•缪尔达尔主要研究经济学与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关系，并成为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人物之一，后来他转向对南亚经济的研究，197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于他的夫人阿尔瓦，国内介绍的相对比较少一些。
　　阿尔瓦在美国期间，重点了解了美国的教育体制。据她后来讲，杜威提出的“公民教育”的思想对她影响很大，特别是教育是培养合格公民和培育民主基础的理念，激起了阿尔瓦的强烈共鸣。
　　20世纪30年代初，阿尔瓦回到瑞典后，立即着手传播这种理念。她办了一个教师培训学院，按照自己的理念来培训教师。阿尔瓦认为，中小学教育要远比高等教育重要，它的最重要任务就是让孩子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民主意识，为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打好基础。
　　1939年第二次赴美时，阿尔瓦应邀在美国哥伦比亚师范学院做了题为“教育为了民主”的主题演讲，讲述了如何通过公民教育，帮助公民更积极地投身于民主政治的实践。她在演讲中说，民主社会与其他类型社会的重大区别就是，民众是积极投身于还是被动地投身于国家政治。瑞典社民党也正是按照这一理念来构建自己的民众基础的。显然，杜威的“公民教育”理念，经由阿尔瓦在瑞典的实践，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
　　二战结束后，阿尔瓦成为政府的教育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她根据个人的实践，参与起草了瑞典教育改革的报告，并积极推动了相关法案的通过与实施。
　　1950年，瑞典国会通过教改法案，要求全国实行统一的9年制教育，所有课程的核心内容必须围绕公民教育而展开，根本改变了过去以知识教育为主的教育体制。这一变革培养出了一代对民主社会主义理念有着高度忠诚，并能够积极参与社会进程的公民，在当时引起了整个西方国家的关注，被称为典型的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工程”。
　　20世纪50年代的那场改革也奠定了瑞典中小学的教育基础。
　　1941年，阿尔瓦与丈夫合写了一本介绍美国的书籍。其中有关美国教育体制的一章，由她撰写。她写道，美国“信条”就是民权、民众的自由、新闻自由和民主决策……而美国公立学校的主要任务就是向全国传播这些民主信条，使这个国家更加民主化。
　　阿尔瓦并非没有看到美国当时的现实，她丈夫的研究课题就是美国黑人问题。他们一面为美国的种族歧视、贫富分裂进而造成教育不公平的现实而感慨，另一面又有意地突出介绍了美国的民主教育。甚至她自己后来都不得不承认，她对美国的看法过于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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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阿尔瓦正是在用一个被她自己理想化了美国来推动瑞典的改革。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理想化了的美国恰好又适应了瑞典当时的社会环境，产生了远比在美国更为理想的效果。比如，美国在中小学教育中传播国家“信条”的作法，被阿尔瓦借来培育忠诚于社民党追求的公平社会的青年一代。
　　阿尔瓦笔下的美国也许是一种“断章取义”，但这种“断章取义”却能适合瑞典的需要，也最能为瑞典人所接受。于是，我们看到的是，在美国并没有完全成功的理念，在瑞典却很快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实践。
　　阿尔瓦后来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主席，从一个民主教育的推行者很自然地转变为一个着力于推动核裁军的和平主义者。她对美国的批评使一些美国人很不高兴。1953年，阿尔瓦去纽约联合国总部工作时，竟被美国移民局列入黑名单，被限制在纽约市区活动，据说是因为她的言论可能会“颠覆美国”。
　　一个将美国视为理想国的瑞典学者就这样成了被美国怀疑的“敌对分子”，这个结局当然会有助于我们理解瑞典与美国这两个不同模式的关系。1982年，阿尔瓦因对核裁军做出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