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分析
斯韧
20/1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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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斯韧来源：大国策智库

　　中国的俗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指一个人命运多变，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可能从穷人变成富翁，也可能从腰缠万贯变得一贫如洗。共和国的前三十年忙于“站起来”，后三十年实现了“富起来”，新三十年能否“强起来”取决于能否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接受她的“发展模式”。
　　关键词：改革开放中美关系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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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
　　在从1949年到1979年这三十年里，中国走过了一段崎岖的路，从经过百年奋斗终于摆脱列强的欺压而骄傲地站起来，到因在政治上走极端、在经济上扼杀生产力和在社会上到处闹革命而差点又倒下去。在共和国风雨飘摇的关键时候，邓小平果断地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治国理念，并做出两个重大决定：一是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1978年12月16日），二是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78年12月22日）。
　　至此，中国向前三十年告别，进入后三十年。后三十年的中国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和稳重，在经济上突飞猛进，在社会上给予人民最大的自由。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和2009年在整个世界经济因美国金融海啸而萎靡不振时中国一花独秀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
　　在2008年12月18日举行的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大会上，胡锦涛说，“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提高到21737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对外投资大幅增长，实际使用外资额累计近10000亿美元。广泛深入的国际合作加快了我国经济发展，也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还说，“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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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三十年的成功密码
　　任何一个实事求是和有政治良心的中国人都会承认，共和国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是“新旧社会两重天”，唱的不是一支歌，走的不是一条路。共和国后三十年的成就和崛起来自邓小平“悲天悯人的菩萨情怀和勇于担当的大无畏精神和魄力（向松祚语）”，来自中国对普世文明中一部分因素的接收和拥抱，来自被去政治化后中国人民得以在日常的经济生活中发挥他们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创新力和吃苦耐劳。
　　毋庸置疑的是，中国在后三十年的非凡的成就也来自西方各国，特别是美国对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和中共的使命的宣示的认可。这种认可（以及类似911这样的突发事件）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提供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战略机遇期”。
　　郑必坚先生2005年11月22日在《中国日报》海外版发表的题为“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走向”的文章说，“要持久地促进中美双方沟通理解，一个带根本性的认识问题是怎样看中国共产党，怎样看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根本走向。”他写到，“现在中国共产党奉行的内政外交的核心理念就是：对外谋求和平，对内谋求和谐，对台海局势谋求和解。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走上和平崛起发展道路以来，中共就始终坚持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国家以及先进文化与和谐社会结合起来。”正是由于有郑必坚这样的高层人士的说服，美国和西方国家虽然对中国的崛起感到莫衷一是或忧心忡忡，但他们一直没有放弃对华的“接触”政策，中国的崛起正是在这一阶段扶摇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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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三十年的“偏差”
　　在后三十年和新三十年之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精英和决策者开始对中国的国家性质和中共的使命有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和警惕，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也因此开始发生显著变化。2007年5月20日，前《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孟捷慕（James Mann）在该报发表时评（A Shining Model of Wealth Without Liberty）抨击中国“有财富没自由”的发展模式，说这种发展模式在中国的成功和可能向海外的输出将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次年，孟捷慕发表了《中国幻想》一书（The China Fantasy: Why Capitalism Will Not Bring Democracy to China），指出美国那些认为“接触”可以改变中国的人应该认识到，中国是不会被改变的；任何想要改变中国的愿望都是痴心妄想；中国不过是搭西方便车致富，在做强做大之后就会跟西方分道扬镳。
　　从此，与中国必须马上脱钩和迟早要脱离的言论开始甚嚣尘上，但美国对华政策并没有因此马上发生重大变化。2009年奥巴马出任美国总统，他的外交团队对中国提出“战略再保证”（strategic reassurance），寻求中国在崛起之后将负责任和不称霸的保证。由于没有得到所谓的“再保证”，从2009年提出做好与中国打“海空战”（air-sea battle）的准备,到2015年完成“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的谈判，奥巴马政府完成了对中国采取对冲战略的“亚洲在平衡”（pivot to Asia）。同年3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推出了《改变美国对华大战略》（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的政策建议报告。报告指出，美国应该即刻退出对中国崛起的支持而转向平衡中国的实力。
　　美国对华政策的最后转变完成于特朗普进入白宫后的2017年年底和2018年年初，即《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美国国防战略》的先后出笼。之后，被一些中国精英形容为“史诗级”的贸易冲突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展开。虽然目前还无法确定中美贸易冲突何时休兵，但我们不能不做好充分准备，保证共和国崛起的列车不在新三十年出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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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和国新三十年的世纪挑战
　　首先，中国的决策者们必须意识到让中国得以顺利崛起的“战略机遇期”已经不复存在，现在能做的是痛定思痛，检查自己是怎样丢失这个机遇期的，避免自己今后重蹈覆辙。
　　其次，必须尽快与美国达成协议，结束贸易对峙，滞缓美国制定新的遏制和限制中国发展的法律法规。邓小平在1978年果断搁置争议并与美国建交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他心目中，“这些年来，凡是和美国关系好的国家都发展得不错！”习近平2017年4月7日在美国弗罗里达的海湖庄园对特朗普说，“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发生火并，不仅会两败俱伤，还会把整个世界拖入新的经济萧条。无论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冲突是不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它对中国经济的杀伤性将会更大。
　　第三，美国的《2018国家安全战略》指出，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对美国构成了全方位的威胁。基辛格最近在北京对中国掌管中美关系的决策人和智囊们说，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必须寻找新的“和平共处”的范式。美国人认为，美中要同舟共济，中国必须在价值观、政治制度、互联网管制、全球治理等方面都更加接近美国，而中国对此的态度明确而坚定，即“一副药方不可能包治百病，一种模式也不可能解决所有国家的问题，生搬硬套或强加于人都会引起水土不服（习近平2018年11月17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基辛格提出的新范式就是如何在美国和中国都坚信自己拥有一整套完美无缺、独一无二而和无往不胜的治国理政的制度安排和文明设计的情况下，双方能不能接受或容忍对方的体制并继续求同存异，找到利益攸关点，共同捍卫全球的和平与繁荣。
　　寻求与美国合作共赢的方式和方法可能是对共和国新三十年最大的挑战。
　　新三十年已经过去了近十年。后二十年中国面临的挑战更大，不仅在国内推动政治改革、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面对巨大障碍，中国在台海、南海、东海和所有发展中国还可能遭遇美国和由它牵头组织的印太联盟的阻击。我们只有理顺与美国的关系，才能最后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要理顺中美关系的最重要的环节是如何让美国人民和他们选出来的领导人接受和放心中国的崛起，相信中国的强盛不是美国的灾难，而是美国的福音。
　　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中国在新三十年的国运如何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