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智：当前经济管理学界反对“过度数学化”的声浪存在问题

作者：余智  来源：FT中文网

【本文2020年6月4日发表于《FT中文网》，作者授权本站发布。】
     当前，中国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学术界掀起了一股反对经济管理研究“过度”使用数学方法的声浪。首先是管理学界的顶尖学术期刊《管理世界》杂志社的社长李志军先生与总编辑尚增健先生，在该杂志2020年第4期“编者按”中提出，要纠正经济管理研究中“过度数学化、模型化”的“不良”倾向。其次是经济学界的顶尖学术期刊《经济研究》编辑部发表声明提出，要反对经济学研究论文的“唯定量”倾向。再次是部分学者（如复旦大学周文教授等）纷纷在媒体发声，对这两个期刊管理层的表态予以支持。

这股声浪是对今年年初中国教育部与科技部发文批评国内高等教育与科技研究领域“过分”追求国际期刊发表倾向的一个呼应。其主要理由是：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是“原创思想”，而“过度”追求研究的数学化与模型化不利于“原创思想”的发挥；同时，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要注重以研究现实问题为导向，要“讲好中国故事，追求中国气派”，甚至要创建中国“特色”经济学，而不是“盲目”追求西方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研究方法。

笔者认为，当前经济管理学界反对经济学、管理学学术研究“过度”数学化、模型化的声浪，其导向是错误的：第一，经济学与管理学追求的“原创思想”并不排斥、反而依靠严谨的数学方法来表达、推演与证实；第二，中国当前经济管理研究的核心问题，不是数学方法运用“过度”，而是其不足与不精确；第三，经济管理研究的现实问题导向，不应该否定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普适性与数学方法的运用；第四，经济管理学术研究应该区别于政策研究与知识普及，保持研究方法的专业性；第五，要防止现实利益冲突与社会思潮回流对经济管理学术研究专业方法的不当影响。

一、经济学与管理学追求的“原创思想”并不排斥、反而依靠严谨的数学方法来表达、推演与证实。

经济学与管理学作为与现实生活非常密切的学科，与其它学科一样，当然要追求“原创思想”。但这两门学科与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其它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相比，从性质上看更加接近于自然科学。而且，这两门学科研究的核心问题 –经济与管理绩效问题，本身就是成本–收益的对比问题，本身就以数学计算为基础。数学方法的运用，本身就是这两门学科的应有之义。

更重要的是，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基本原理、理论与思想，尽管可以依靠文字表述加以说明，但在很多情况下，只有依靠数学语言才能精准表达、推演与证实：很多基本概念、度量方法，需要数学公式才能精准表达；很多基本原理的成立前提、作用机制，需要数学模型才能精准推演；由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影响一个事物的各种因素相互交错，更需要复杂的数学模型，才能将各种因素的交叉作用解释得清楚明了；而经济学、管理学原理是否符合实际，又需要依靠精准的数据分析进行验证。

经济学与管理学从诞生之日起，其各种“原创思想”和理论就与数学公式、数学模型、数学验证密不可分。以笔者的专业方向国际贸易学为例，从古典的贸易理论即李嘉图的生产率比较优势学说，到新古典贸易理论即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学说，到新贸易理论即克鲁格曼的规模经济学说，从比较优势、规模经济的概念，到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如何导致国际分工、国际贸易的作用机 理，都要依靠数学公式、数学模型来精准表达与推演。这些思想、理论与现实的契合度，也一直在接受数据与数学方法的检验。

随着经济学与管理学的深入发展，一些相对而言比较浅显的原理、思想逐步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常识。要使这两门学科获得新的发展，提出新的“原创思想”与理论，当然需要研究者在思路、思维方式上另辟新径。但是，一个“原创思想”是否在逻辑上成立，其前提与边界条件是什么，同样需要精准的数学语言与模型来表达与推演；其是否符合现实，同样需要运用精准的数学方法来进行数据验证。缺乏了这些，所谓的“原创思想”，可能不过是信手拈来的“随想”甚至“妄言”，至多是不严谨的模糊思绪而已，缺乏真正的学术价值。

二、中国当前经济管理研究的核心问题：不是数学方法运用“过度”，而是其不足与不精确。

反对经济管理研究的“过度”数学化、模型化，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当然没有问题：数学语言毕竟只是表达经济管理思想的手段与工具，而不是其追求的目标，当然不能因手段与工具而影响目标的实现。问题是：中国当前的经济管理研究，已经出现数学化、模型化“过度”的倾向了吗？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见仁见智，因为“过度”二字本身就是一个模糊、不精确的概念。首先，经济管理研究中数学化、模型化“过度”的现象有没有？当然有。《管理世界》与《经济研究》管理层列举的那些数学化、模型化“过度”的问题，特别是将简单、直观的经济管理学道理用复杂的数学语言来包装的现象，在现实过程中都存在。问题是：这些问题是当前中国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面临的最普遍、最突出、最核心的问题吗？

笔者认为显然不是，而且刚好相反。在我看来，中国当前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面临的最普遍、最突出、最核心的问题，不是数学方法的运用过度，而恰恰是它的不足与不准确，以致于研究水平尽管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提高，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然具有很大差距，甚至充斥着大量的假冒伪劣“成果”。

下面仅以笔者的专业国际贸易领域为例，列举一些本人在日常教学与研究工作中接触到的、大量研究人员（包括研究生、年轻或资深大学教师）由于对数学语言与数学方法把握不够、不精而经常出现的问题：

其一，一些学者在讨论“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理论”时，基于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将中国说成是“既是土地充裕型国家，又是人口充裕型国家”，而不懂得资源充裕度是两种不同资源的相对比例在两个不同国家之间的对比（有精确的数学表达）决定的，而不是由资源拥有绝对量在两国的对比来决定的。

其二，一些学者在应用“产业内贸易指数”时，不理解这一指数的数学计算公式只能对一个产业适用，而将其直接应用于整个国家；实际上，整个国家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只能由各行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加权平均来确定，而不能用其数学计算公式直接计算而得来。

其三，一些学者在论述某个行业的竞争优势与其出口绩效的关系时，直接用行业的出口绩效指标度量其竞争优势，进行毫无意义的循环论证，根本不考虑计量经济学中的“内生性”问题，结果当然是得出错误的结论。

其四，一些学者在应用“婴幼产业保护理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时，完全不顾及其前提条件是本国的婴幼产业、企业只有在具有“潜在竞争优势”（有精确的数学定义）时，政府的扶持才具有经济意义，最后使得自己的政策变成了保护与支持落后的产业与企业。

其五，一些学者在研究贸易政策的效果时，只想着度量其对贸易量甚至仅仅是对出口量的影响，然后直接判断其是否对国家利益有利；而正确的方法是研究其如何通过贸易量、贸易价格，对生产商、消费者、政府等不同利益群体以及对贸易条件、生产效率等不同层面产生何种影响（均有准确的数学度量），进而对整个国家的国民福利产生何种最终影响。

诸如此类的由于对数学方法的不求甚解而在学术研究中犯低级错误的例子举不胜举。很多学者的所谓研究，表面上看起来也在运用数学语言与方法，实际上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样的问题，是当前中国经济管理学界的研究中最普遍、最突出、最核心的问题。这些问题，绝不是什么数学化、模型化“过度”的问题，而完全是这两者不足、不准确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中国当前经济管理研究中，固然要克服数学方法运用“过度”的问题，但这显然不应该成为重点。重点应该是解决相反的问题，即数学方法运用不足、不准确的问题。反对数学方法“过度”运用，是错误地估计了当前中国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面临的形势，是导向性错误。

三、经济管理学术研究的现实问题导向，不应否定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普适性与数学方法的运用。

经济学与管理学作为与现实经济发展密切联系的学科，追求“经世济民、服务现实”的目标，强调学术研究的现实问题导向，以研究中国问题为重心，这当然没有问题。但是，这里要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这种现实问题导向，不等于说中国的经济管理研究要以强调中国特殊性为基准点、甚至要以建立“中国（特色）经济学（管理学）”为目标，不应否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对象的普适性。

经济学与管理学从本质上看是研究人的行为方式的学科。人既有民族、国别的特殊性，更有人的共性。经济学与管理学从学科特性上说，更加侧重研究人的行为的共性特征，而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则更加重视人的民族、国别特殊性（当然这只是说两者的重心）。人在某些特定国家、制度环境下的特殊行为选择，只不过是人的共性在特殊环境下的具体体现而已。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用人的行为的一般逻辑，论述了计划经济条件下人的特殊行为选择，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特别是，中国现在已经与西方国家一样，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其经济运行与西方国家一样，有共同的体制环境背景与共同的规律。尽管中国经济体制还有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制度基础（譬如国有制为主导、政府指导扮演重要角色），但在这些制度基础上产生的人的特殊行为选择，也还是人的一般属性（譬如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特定制度环境下的特殊反应。因此，中国的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也应该是以人的行为选择的一般属性为基础。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否认中国经济管理学科研究对象的普适性。

经济学与管理学从产生到现在，从未以国别为划分流派的标准，从没有什么以讲述“英国故事”、“美国故事”为目标的“英国经济学（管理学）”、“美国经济学（管理学）”之类的说法或流派。因此，所谓以讲述“中国故事”为目标的“中国（特色）经济学（管理学）”之类的说法，是很不科学的。

更重要的是，中国现在正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更应该加强自身研究的普世性、普适性、国际化色彩。如果中国的经济学、管理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研究结论，只是专门针对自己特定的制度环境而进行的，其原理只适用于特定的环境，又如何能做到与国际对话、接轨，甚至对国际上其它国家产生影响力？

如果要说中国的经济学、管理学研究要具备“中国气派”，那么这种“气派”，应该是中国涌现出一大批研究经济学普适规律、获得国际认可、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力的学者与研究成果，而不是建立了什么以讲述“中国故事”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特色）经济学（管理学）”。

其次，这种现实问题导向，更不等于说中国的经济管理研究的研究方法应该特殊化，不应否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方法的普适性与数学方法的运用。

即使是以研究中国特定的经济管理问题为对象，其研究方法也应该是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中的国际通用方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数学方法，包括理论研究的数学模型与实证研究的数据分析。不采用这些国际通用方法，不仅会使所谓的“原创思想”缺乏技术支撑，成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无谓的口舌之争，更不会产生具有“中国气派”、能为世界接受的研究成果。

再次，经济管理研究中的数学模型与现实问题的差距，不是说明了数学方法的不足，而恰恰是说明数学方法的精准。

不少人认为，经济管理研究中使用数学模型，存在很多与现实不完全符合的假设条件，因此其结论也与现实不吻合，这说明了数学方法的不足。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数学模型假设条件的存在，是为了严格界定经济管理理论的应用前提；而这些前提与现实的差距，恰恰可以解释理论与现实差距的成因，恰恰说明了数学方法的精准。下面举两个简单的例子予以说明。

一是国际贸易学科中关于自由贸易条件下两国之间的“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其数学模型的前提是两国生产技术即生产要素生产效率相同。这一假设明显不符合现实，因而这一理论与数学模型的结论也不符合现实。但这并不说明这一理论与数学模型不正确（因为其结论在其前提下是成立的）或者没有价值：这一理论与模型的结论与现实的偏离程度，恰恰反映了两国间生产要素生产效率的差距大小！

二是经济学中关于两地商品价格关系的“一价定理”及其衍生形式，包括国际金融学中解释两国利率关系的“利率平价理论”，以及解释两国货币汇率的“购买力平价理论”，其数学模型都有严格的假设条件：两地或两国之间商品或货币的交易成本可以忽略不计。这一假设明显不符合现实，因此这些理论与数学模型的结论也会偏离现实。然而，这并不说明这些理论与数学模型不正确（因为其结论在其前提下是成立的）或没有价值：这些理论与模型的结论与现实的偏离程度，恰恰反映了两地或两国间商品或货币的交易成本的高低！

四、经济管理学术研究应该区别于政策研究与知识普及，保持研究方法的专业性。

批评中国当前经济管理研究“过度”数学化、模型化的人士指出，应该提倡将复杂的研究问题简单化，而不应该像有的研究人员那样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炫弄数学技巧。他们批评的这种情况是否存在？当然不能完全排除。但这一问题并非当前经济管理学界的普遍问题。正如前文指出的，当前经济管理研究领域最大的问题不是数学方法运用“过度”，而是其不足与不准确。数学方法运用“过度”的少量问题，可以在专家审稿的过程中，由专家指出并请作者修正。不应该因这样的少量问题而将其作为经济管理研究领域的整体倾向来反对。

更重要的是，经济管理的学术研究，不同于政策研究、政策建议或政策评论。学术研究是一个学科、一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从事的基础研究，目的是研究这一学科与领域的基本规律，需要严谨的学术方法作为支撑。这样的研究，必然带有高、精、尖的性质，必然带有很强的专业色彩，该复杂的时候必须要复杂（因为经济系统本身就是复杂的），而不能为了追求简单明了，而将复杂的东西简单化。而政策研究与政策建议属于应用研究，主要是将学术研究的成果，应用于政策制定的实践，而且其主要服务对象是政府官员。因此其研究方法本不需要那么复杂，也不应该那么复杂，可以适度追求将复杂的东西简单化。

同时，经济管理的学术研究，也不同于经济管理知识的普及工作。后者的对象是普通社会大众，没有专业基础，因此需要专业研究人员将复杂的事物简单化，将经济规律与原理用大众都能理解的平实语言、甚至以生动活泼的“讲故事”的形式介绍给他们。但不能反过来，要求研究人员在从事专业学术研究的时候，也采用同样的方法。如果那样，专业学术研究还有什么专业性、学术性而言呢？学术研究是很严肃的研究，不是通俗的“故事会”，不能为了追求通俗易懂而降低对专业的、高深的数学方法的运用。

五、要防止现实利益冲突与社会思潮回流对经济管理学术研究专业方法的不当影响。

本文开头提到，当前经济管理学术界对数学方法运用“过度化”的批评、反对声浪，是对今年年初国家教育部与科技部发文反对国内高等教育与科技研究领域“过分”追求国际期刊发表倾向的一个呼应。这是因为，数学方法在经济管理学科的广泛运用，实际上是中国高教领域科研国际化、追求国际期刊发表导向的一个结果，两者有着密切联系。

笔者前不久曾经在《FT中文网》发表评论《中国高校的国际化改革应该完善而不应放弃》（2020年3月4日），对教育部与科技部的发文提出了不同看法。在笔者看来，今年以来高教领域对国际化导向“过度化”的批评，具有现实利益冲突与社会思潮回流两方面的背景，但这种批评自身有“矫枉过正”的倾向，应当予以调整。

首先，要防止现实利益冲突对经济管理学术研究专业性的不当影响。2000年以前，国内传统的经济管理研究是以定性研究、文字与逻辑叙述为主的。自本世纪初以来，随着高校国际化进程的推进，这种研究范式发生了根本变化，经济管理研究开始借鉴国际通用方法，大量运用数学方法，包括理论数理模型与实证数据检验。这一领域的教师考核、项目与学科评估等也迅速向这一标准靠拢。这是经济管理学科研究国际化的表现，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经济管理学科科研水平的飞速提升。

但这种国际化改革，也显然触动了部分未能接受新的研究方法的系统训练的老一代教师的利益。他们对此有抵触情绪，这完全可以理解。对于这种改革进程中涉及到的由于利益调整产生的问题，有关高校与教育主管部门理应加以重视，并通过适当措施予以化解，譬如采用“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对不同代际的教师实行不同的考核标准，并合理化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但是，不能由于老一辈教师的反对，而否定高校的国际化导向，否定经济管理学科采用国际通行的数学研究方法。否则，就会导致中国经济管理学科研究水平的倒退，不利于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其次，要防止社会思潮回流对经济管理学术研究专业性的不当影响。最近几年来，某些方面的社会思潮出现了回流趋势。社会上甚至有人以意识形态的理由为借口，变相反对教育领域的对外开放，认为我们的对外开放“过度”。这种声音在包括经济管理学科在内的社会科学领域尤其突出。有人甚至提出社科领域的科学研究，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应该追求“特色”而非与国际接轨。对经济管理领域对数学方法运用“过度化”的批评，是这一社会思潮回流的具体表现。

对于基于这一出发点进行的批评，我们应该旗帜鲜明表示反对。最近20余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导向，其方向是正确的，其成效也是显著的。科学研究无国界，经济管理学科的研究，也理应采用国际通用的学术规范与研究方法，特别是数学方法。正如前文所言，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际通用的数学方法运用不足、不准确而非“过度”的问题。我们要坚持高校的改革开放大方向，推动高校的“双一流”建设，建设高水平的、国际一流的经济管理学科，就必须继续推进学科的国际化，更好地运用国际通用研究方法，而不是相反。

（作者为中国大陆经济学教授）

来源时间：2020/6/4   发布时间：202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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